在相对主义和高调主义之间寻求中道， 拒绝让道德沦为知识分子的发明， 而是彰显普通人本就存在的健全常识和良知。 本书坚持一种底线思维，作者认为，比起“中国往何处去”这种宏观的世界历史命运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善良”（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也即成为一个正派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弃君主行共和已经百年，正进入它的第二个百年。在历经战乱和动荡之后，中国近三十年的国力有了突飞猛进。然而，经济的崛起似乎并未给国人带来精诚的团结与共识，也未带来充分的自信和互信。相反，社会的基本信任和基本善意正在快速流失，甚至出现逃离的迹象。 与经典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不同，作者拒绝将触目惊心的失范和败德现象归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糟糕，而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我们需要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共和之德”，既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中深厚的道德资源，又充分考虑现代世界的发展，这就是“新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