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系列：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机制研究》主要内容包括：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序幕，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国务院迅速采取措施，采取投资四万亿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伴随国家经济公共政策一揽子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也一改传统保守形象，公布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制定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政策，保障国家经济公共政策顺利施行。中国的调控政策和效果得到国内外的赞誉，被评价为政府和司法协同配合干预经济的典范，并引起经济学界、法学界、司法界的讨论和思考。其中，不少学者对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调控政策和方法，对中国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长期目标、可持续发展表示担忧，特别对政府巨额投资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的法律程序表示质疑，对法院司法裁判配合经济公共政策的角色和定位感到疑惑。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政府与司法在经济公共政策中的对峙和较量，展示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魅力，也反映了司法独立和强大的制约力。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给中国提供了行政与司法良性互动的生动实践。希望能通过全面分析，探讨符合法治方向的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机制，并推动政府改革和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论文紧紧围绕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机制这一核心，考察国外和国内实践展开。具体包括五个部分内容：第一章——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互动的基本理论。全面介绍了国内外对政策、公共政策、经济公共政策和司法裁判的定义和内涵，重点介绍经济公共政策官方决策主体和非官方决策主体，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利益集团、研究组织、大众传媒、公民个人。其中，政府和司法机关均为重要的官方决策主体，两者的良性互动对经济公共政策顺利实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对司法裁判的界定采取狭义定义，即专指法院的审判权，其主要原因是实践中政府的经济公共政策与法院司法裁判互动最广泛、最密切、最深人。而经济公共政策能否成为法律渊源以及司法裁判能否形成经济公共政策则是两者互动机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重点介绍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之争，找到不同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下法院扮演角色差异的理论根源。第二章——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互动的理论与现实基础。政府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关系，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等深层次问题。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良性互动机制，必须站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宪政的政治基础、司法能动的社会基础上去全面分析和深人思考。在市场经济部分，重点介绍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之争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商主义、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以及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公共选择学理论冲突；全面展示了美国的自由不放任型、德国的社会市场型、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和中国模式四种典型的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模式。在宪政部分，重点介绍西方宪政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宪政理论及实践发展，阐述了中国宪政权力秩序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性质。在司法能动部分，介绍了西方司法能动主义的基本理论、美国沃伦法院时期的司法能动主义表现以及中国司法能动主义近年来的新变化。第三章——域外司法裁判与经济公共政策互动的实证考察。在政府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关系中，有多种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途径和方法，但成熟的机制主要是司法审查制度。本章介绍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定义、起源、世界各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践，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司法审查制度的内涵，还重点介绍了美国罗斯福新政和日本战后“黄金时代”这两种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的典型。罗斯福新政时期，总统为迅速缓解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重创，推出许多新的经济公共政策，与强势和保守的司法形成强烈冲突。经过长期和反复斗争，最终迫使司法在经济领域作出巨大让步。日本战后虽然全面引进美国的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神话，但由于司法理念和司法传统的不同，在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关系上却与美国大相径庭，司法对政府经济公共政策的制约力和影响力都很小。第四章——中国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互动的主要路径及存在的问题。讨论和思考中国经济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的互动关系，必须把司法权放在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和司法制度中定位。本章介绍了改革开放前后党和政府公共政策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及变化，重点阐述了经济公共政策介入司法的主要形式。其中，详细介绍了经济公共政策转化为司法文件、转化为司法解释、转化为经济法律三种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