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司法理想，可概括为“无讼”社会。对于“鼠牙雀角” 的词讼案件，州县牧令往往不愿轻易受理；为了实现“耸动”官府的意图，诉讼两造就采取“将小事闹大”的修辞技巧和行动策略。明清中国的司法构造，具有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适用于徒罪以上案件的审转程序，能体现这一特征。审转程序，兼具慎重刑名与控制官员的双重功能。无论笞杖案件抑或徒刑以上案件，鉴于“过得乡场，过得官场”以及“摆平理顺，案结事了”的政治考量，在援引裁判规范时，司法官员大多以“情法两尽”为上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