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命运，表征着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已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课题与紧迫任务。无论是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抑或是吉登斯的“自反现代性”，其共同的理论旨趣都是针对现代性在现代化历史演进中暴露出的矛盾危机而进行的反思、批判与重写。这种对现代性命运的追问表明：现代性的启蒙理念及其发展模式不再充分具备着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充满着矛盾危机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的命运已经到了当代人类必须自觉地反思批判和重写创新的转折点。  本书从社会发展哲学的视野来批判和创新现代性主导理念，探析现代性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理论发展逻辑，反思启蒙现代性乌托邦规划的理念矛盾，揭示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历史矛盾，深入洞察现代性发展理念及其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与“全球性问题”。本书立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充分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现代主义的修正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的多维视角，以新的“文明秩序建构论”作为理论框架，阐发了必须经过现代文明洗礼而又实现内在超越的“辩证现代性”观点。最后本书以这种观点探讨了全球化情境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抉择立场：立足“中国问题”，直面“全球化议题”，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反思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创建和谐发展的“中国理念”。这对于在全球化新时代背景下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推动创新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哲学，探索全球和谐发展的新文明秩序，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