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在牛年春节的鞭炮声中拙稿杀青，随后将交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像郭全中博士和肖庆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空间，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公共知识界对此的背景支撑，都还不足以把这一议题当作纯知识学议题予以学理性讨论，而我们居然斗胆尝试，并敷衍出洋洋二三十万言，搭出一个简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