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茶店说书（小写五种） 作者：止庵 书号：978-7-5474-4167-1 中图分类号：I267.1 责任编辑：怀志霄 定价：66.00 成品尺寸：130mm×185mm 开本：32 用纸：80克胶版纸 装帧：圆脊精装 印张：7.75 字数：109千字 页数：248 出版日期：2022.4 上架建议：文学随笔 内容简介： 《茶店说书》分上下卷，上卷谈具体的书，下卷谈与书有关的事，收文四十篇，多为读书随笔，还有一些可称之为“杂感”。不过这些杂感，也是与书有关。正如止庵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只是写些因读书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肤浅支离自是难免，但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不动笔的。”知堂老人致友人信中有云：“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茶店说书”或有出典，一时不及查考，取这个书名，是告诫自己不要信口开河。 前言/序 前些时读《心经》，因想西方亦有类似总括一切的文字，大概古代可举《旧约》中《传道书》一篇，现代可举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的《十年之后》里“关于愚蠢”一节。读之可知我们这个世界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譬如在朋霍费尔看来，不辨善恶，尤甚于故意为恶；惟其多数人不辨善恶，少数人才得以故意为恶。此即其所谓“愚蠢”。他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差不多全给这句话说中了。而我觉得不妨接着说：道德缺陷，其实就是一种理智缺陷或智力缺陷。 相比之下，我们写写文章实在无关大局，顶多止是小愚蠢罢。然而亦当深自警惕。新编集子要起名字，见过几本以“说书”为题的书，也来凑份热闹。有个现成的，见周作人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致鲍耀明信：“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茶店说书”或有出典，一时不及查考，我取这个书名，是告诫自己不要信口开河。 后记： 这是我的第九本随笔集，——若把《画廊故事》和《苦雨斋识小》也算上，则是第十一本了。这些文章往往被看作“书评”，我也被称为“书评人”或“书评家”。然查《现代汉语词典》，书评是“评论或介绍书刊的文章”，我所写评论不多，更少介绍，怕担不起这名目。我只是写些因读书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肤浅支离自是难免，但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不动笔的。当然有些时候虽有感慨，却觉得不好说，或说不出。举个例子，皮耶尔·德·芒迪亚格所著小说《闲暇》，写主人公出门经商，中途在巴塞罗那收到家中女仆来信，告知他的妻子出事了。他没有读完信，决定暂不面对妻子的事故及造成事故的原因。他用三天时间饱览城市和寻欢作乐。之后他继续读信，知道儿子不幸溺死，妻子因而自杀。于是他也举枪自尽。读罢我想，我们所希望的无非是晚些得到那消息，所努力的无非是晚些看完那消息，所谓人生正在其间展开，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精彩文摘： 读书、写书与编书 我小时候听父亲要哥哥姐姐好好念书，偶引《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等语，遂记在心上。也许受了心理暗示罢，二十七岁对我来说，倒是一个要紧年头。后来做的不少事情，都能从这儿找到缘由。此前我写过不少东西，有诗，有小说，然而兴趣渐渐减了；我也读过不少书，却如父亲来信所批评的，“学而不能致用”。虽然学并不非得致用，不过我的确有点儿落空了。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的影印本，此外还有一套《知堂书话》。这是我首次接触周氏作品，尽管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初中上政治课，老师提到鲁迅有个弟弟如何如何，说他曾署名“周遐寿”发表作品，并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得清清楚楚。对散文一类东西，我虽读了不少，当代如杨朔、秦牧、刘白羽，古代如“唐宋八大家”，周作人的文章却与这两路完全不同。借用徐訏的话就是：“他这种老老实实谈他读书与见解，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或者敢做过。”（《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此后就尽量找他的书来读。张爱玲《传奇》的影印本和排印本，大概也在同一年里先后到手。她的作品此前我只读过《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同样令我耳目一新。还有废名，这一年里我买着《桥》的影印本，当然最看中的还是他散见于《人间世》和《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随笔，我从一本编得不很理想的《冯文炳选集》中读到一些。 到了冬天，我立下誓愿，要把先秦各家通读一遍。此前除《论语》、《老子》、《公孙龙子》外，都仅仅看过个别篇章。自忖好歹算个读书人，实在不该如此；后来通读《诗经》，也是类似想法。我托病没去上班，先从《庄子》起手，把所找到的七八种注本一并摊开，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待到终卷已是转过年了，笔记写了五万字。若论对我人生影响之大，此前此后读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及《庄子》。这里只说两点。其一，《庄子》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道”系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是本来如此；对人来说，就是拒绝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意识。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不是是，不是非，不非非，也不非是。以后我又读《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更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拒绝所有既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预设的前提，不在现成的语境里说话。“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其二，《庄子》讲了庖丁解牛、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丈夫游水、梓庆削鐻、大马之捶钩者捶钩等故事，道理都是一个：当把“技”完善到那样的程度，它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一项技，超越了技的所有功利目的，同时也超越了技者自身，也就是通常所谓忘我，它就有可能达到“道”；从技者方面考虑，他是在一种行为之中使自己升华到某种境界。这都使我终生受益。 至此我读书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以现代文学为标的，而又集中于周作人、废名、张爱玲等几家；其一以先秦哲学为标的，集中于《庄子》、《论语》和《老子》。我曾戏言，先秦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庄子》讲的是一个人的哲学——也就是“我”；《论语》和《老子》讲的是两个人的哲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在孔子看来，这另一位是好人；而在《老子》作者看来，则是坏人。先秦别家所说，可分别摄于三家之下，譬如孔子一脉有孟子、荀子，老子一脉有孙子、韩非子，只有庄子是自说自话。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并未写什么东西。也许是机缘不够罢。——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人似乎也是如此。譬如鲁迅自从《域外小说集》受挫，便沉寂多年，直到钱玄同替《新青年》来约稿；他虽然编了《古小说钩沉》，若不去北京大学授课，也就不写《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创作高潮，则与《新青年》、《晨报副刊》、《语丝》、《骆驼草》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关系密切。我当然不敢自比前贤，却也明白其中道理，说穿了就是文章可以不写。直到一九九○年，友人曾一智在《黑龙江日报》编副刊，约我父亲写文章，他转叫我写，我才动笔。起初写的很少，每月一两篇，每篇千把字，五年后结集为《樗下随笔》出版，算是我的第一本书。以后继续写着，多系读书笔记，又陆续编成七个集子。我所读的书全凭一己喜好。即使是编辑命题之作，也得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