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闲文。除了所写系人生琐事无关家国大业外，更在于文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闲情逸致。把善于消闲概括为“士大夫趣味”未必恰当，只不过文人确实于消闲外，更喜欢舞文弄墨谈消闲。谈消闲者未必真能消闲，可连消闲都不准谈的年代，感情的干枯粗疏与生活的单调乏味则可想而知。有那么三十年，此类闲文几乎绝迹，勉强找到的几篇，也都不尽如人意。说起来闲文也还真不好写，首先心境要宽松，意态要潇洒，文章才能有灵气。大文章有时还能造点假，散文小品则全是作家性情的自然流露，高低雅俗一目了然。当然，比起别的正经题目来，衣食住行、草木鸟兽乃至琴棋书画，无疑还是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即使是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也不难找到一批相当可读的谈论此类“生活的艺术”的散文小品。 一收集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闲文。除了所写系人生琐事无关家国大业外，更在于文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闲情逸致。把善于消闲概括为“士大夫趣味”未必恰当，只不过文人确实于消闲外，更喜欢舞文弄墨谈消闲。谈消闲者未必真能消闲，可连消闲都不准谈的年代，感情的干枯粗疏与生活的单调乏味则可想而知。有那么三十年，此类闲文几乎绝迹，勉强找到的几篇，也都不尽如人意。说起来闲文也还真不好写，首先心境要宽松，意态要潇洒，文章才能有灵气。大文章有时还能造点假，散文小品则全是作家性情的自然流露，高低雅俗一目了然。当然，比起别的正经题目来，衣食住行、草木鸟兽乃至琴棋书画，无疑还是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即使是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也不难找到一批相当可读的谈论此类“生活的艺术”的散文小品。 一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这话是夏 尊在一九三○年说的，半个世纪后读来仍觉颇为新鲜。惟一需要补充的是，不单普通中国人爱吃善吃，而且中国文人似乎也格外喜欢谈论吃———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小品中，谈论衣、住、行的佳作寥寥无几，而谈论吃的好文章却比比皆是。对于烹调专家来说，这里讲究的“吃”简直不能算吃。显然，作家关心的不是吃的“内容”，而是吃的“形式”。更准确地说，是渗透在“吃”这一行为中的人情物理。说“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故祭祀时要献猪头乃至全羊全牛（夏 尊《谈吃》）;说中国人天上地下什么都敢吃，不过为了心理需要，“人们对于那些奇特的食品往往喜欢‘锡以嘉名’”（王了一《奇特的食物》）;说理想的饮食方法是“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而这大概“在西洋不会被领解”（周作人《喝茶》）……这实际上探究的是体现在“食”上的民族文化心理。正因为这样，谈论中国人“吃的艺术”的文章，基于其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重在褒扬中国文化者，着力于表现中国人吃的情趣;重在批判国民性者，主要讽刺中国人吃的恶相。两者所使用的价值尺度不同，不过在承认中国人能吃而且借吃消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林语堂为洋派的抽烟卷辩护，不过说些“心旷神怡”或者“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类着眼于实际效果的话（《我的戒烟》），那及得上吴组缃所描述的那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抽水烟:有胡子老伯伯吸烟时“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轻美貌的婶子吸烟时“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 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词”;至于风流儒雅的先生吸烟时的神态，“这飘逸淡远的境界，岂不是有些近乎倪云林的山水”?你可以不欣赏乃至厌恶这种充满装饰意味的“生活的艺术”，可你不能不承认它自有其特点:它的真正效用并不在于过烟瘾，而是“一种闲逸生活的消遣与享受”（吴组缃《烟》）。实际上中国有特点的食物，多有这种“非功利”的纯为体味“闲中之趣”的意味，欣赏者、批判者都明白这一点。 夏 尊怀疑“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因此才如此善吃（《谈吃》）;丰子恺讥笑中国人甚具吃瓜子天才，“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吃瓜子》），自然都颇为恶谑。可跟同时代关于国民性讨论的文章比较，不难理解作者的苦衷。至于吴组缃厌恶跟“古老农业民族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闲散的艺术化生活”（《烟》），阿英慨叹“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吃茶文学论》），更是跟特定时代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消闲”那是山人隐士的雅事，与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无缘，惟一的作用只能是销蚀斗志。这种反消闲的倾向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格外紧的年代里得到畸形的发展，烟茶之嗜好甚至成了治罪的根据。这就难怪邵燕祥要为一切饮茶者祝福:“但愿今后人们无论老少，都不必在像喝茶之类的问题上瞻前顾后，做‘最坏’条件的思想准备。”（《十载茶龄》） 其实，夏 尊、丰子恺等人本性上又何尝真的不喜欢“消闲”，只不过为感时忧国故作决绝语。听丰子恺谈论吃酒的本旨乃为兴味为享乐而不求功利不求速醉，你才明白作家的真性情。而这种说法其实跟周作人关于茶食的诸多妙论没多少差别。在周氏看来，“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因而，喝不求解渴的酒与吃不求充饥的点心便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点”（《北京的茶食》）。没这些当然也能活下去，可生活之干燥粗鄙与精美雅致的区别，正在这“无用的装点”上。所谓“‘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实不限于日本的茶道（周作人《喝茶》），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也不乏此种情致。这里讲究的是饮食时的心境，而不是制作工艺的复杂或者原料之珍贵。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普普通通的家乡小吃，而不是满汉全席或者其他什么宫廷名馔。除了贾平凹所说的，于家乡小吃中“地方风味，人情世俗更体察入微”外（《陕西小吃小录》），更有认同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味。靠挥金如土来维持饮食的“档次”，那是“暴发户”加“饕餮”，而不是真正的美食家。美食家当然不能为无米之炊，可追求的不是豪华奢侈，而是努力探寻家常饮馔中的真滋味全滋味。这一点，财大气粗的饕餮自然无法理解，即使当年批判“消闲”的斗士们也未必都能领会。周作人的喝清茶，丰子恺的品黄酒，贾平凹的觅食小吃，实在都说不上糜费，可享受者所获得的乐趣与情致，确又非常人所能领悟。 不过，话说回来，近百年风云变幻，这种以消闲为基调的饮食方式实在久违了，绝大部分人的口味和感觉都变得粗糙和迟钝起来，难得欣赏周作人那瓦屋纸窗清泉绿茶与素雅的陶瓷茶具。这点连提倡者也无可奈何。于是文中不免或多或少带点感伤与怀旧的味道，以及对“苦涩”的偏爱。周作人把爱喝苦茶解释为成年人的可怜之处，可我想下个世纪的中国人未必真能领悟这句话的分量———但愿如此。 二 比起“食”来，“衣”、“住”、“行”似乎都微不足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对“食”的兴趣明显高于其他三者。难道作家们也信“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吃到肚里是真的”?抑或中国过分发达的“食文化”对其“兄弟”造成了不必要的抑制?可纵观历史，则又未必。或许这里用得上时下一句“名言”:越是乱世，越是能吃。战乱年代对服饰、居室的讲究明显降到*限度，而流浪四方与旅游观光也不是一回事，可就是“吃”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