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政策调整、治理思路成型的一年。经济减速与改革加速并行，出口市场和货币宽松面临增长极限，以往的机制激励和模式潜力像人口红利一样步入尾声，环境与规则的约束让投资和消费变得谨慎。就国内环境来说，面对新兴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新的权益诉求，如何走出经济转型调整的阵痛，如何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如何催生新一轮制度创新以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中国需要注入改革与创新活力，尤其是推进法制经济走向法治社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就国际环境来说，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将外部压力转化成推动内部变革的积极动力，考验着政治决策者的智慧和社会广泛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