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似乎在文学史上不是很“有名”。 好几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人听说我在写袁枚，说：“是袁牧吧？好像是明朝的。” 也难怪，现在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中小学时代确实没有读过袁枚的作品，而绝大多数人对一个文学名家的了解与认知，又主要是在中小学时代。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袁枚的作品并没有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即使在高校的古代文学史教材中，袁枚也只是在综合介绍时被提及，专段介绍都没有。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够记住专章、专节讲述的作家就不错了，被综合介绍提及的作家，大都是过目即忘（除非是有志于古代文学研究或对该作家特别感兴趣者）。 袁枚研究的集大成者、苏州大学的王英志教授，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才接触到袁枚。而且他是偶然从书店看到一本评袁枚的书才知道有袁枚其人其书，不是从教材中接触到的。 但袁枚在新生代中又渐渐为人所知。近年来，袁枚的《所见》《随园后记》《与薛寿鱼书》《黄生借书说》等多篇作品入选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课本，其《子不语》中的“女人是老虎”的故事，也被改编为歌曲广为传唱。中小学生对袁枚是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陌生感了。他们熟知袁枚的名字，就像熟知李白、杜甫的名字一样了。 而在一些对袁枚有更多了解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对袁枚的“印象”似乎不太好，有说他是“色魔”的，有说他是“吃货”的，更有人说袁枚就是“好吃好色好玩”的。也许，每一个名人被大众所认知的都是其表面，甚至是其被扭曲的表面。 我想，写这本书，至少要让读者对袁枚有一个比较全面、本质的认识，让读者感受到袁枚人生的追求选择及其思想、情感、诗文中所蕴含的正能量、超越时代的意义。 袁枚主张诗歌要抒发性灵，抒发真情实感，不苟同明朝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的“性灵说”和前七子的复古，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流派的理论，倡导真情、个性和诗才为核心的“性灵说”。其性灵之风风行海内，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从翰林学士到闺中淑女，无不学性灵、写性灵。袁枚在乾隆后期取代沈德潜主盟文坛，成为乾隆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之首。他招收女弟子，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也促进了妇女解放。 袁枚驰骋乾嘉诗坛五十年，不啻无冕帝王。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朝和后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蒋子潇《游艺录》曾记载性灵说在当年诗坛的反响：“乾嘉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因而《乾嘉诗坛点将录》就奉袁枚为“及时雨”宋江。当代学者钱钟书也把袁枚的《随园诗话》喻为“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 “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袁枚的确是一个贤吏。蒋士铨对他的治世才能深表钦佩，认为他是一个相才：“使公为宰相，三百六十官皆得其才而用之，天下宁有废物？”袁枚的确是一个循吏。他当知县虽然只有短短七年，但他的政绩却青史留名。他清正廉明、拒绝贿赂的做法，他果断机敏、既讲法律又注重人文关怀的断案故事，被群众编为戏曲、俚语，广为传唱于市井间。袁枚实在也是一名匡时济世的人才，但由于对清朝政治体制、腐败吏治、文字狱的不满，毅然选择归隐于闹市，卖文为生，追求文章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