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改编的艺术  一、 我的“后启蒙”书写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姑且称之为“后启蒙”：经由现今来重新认识过去，也经过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的经典。我“启蒙”别人，也启蒙自己——温故而知新，自我增值。  这个后启蒙的“后”字，也至少有两个涵义：一个指的当然是现今的所谓“后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我书写的场地——市场和商品挂钩的香港；另一个“后”字则指的是“后”来居上的学问——电影，我认为现今我们已经由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时候了。电影非但“后来居上”，早已成了大众消费的媒体（也逐渐不分雅俗），而且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这个媒体和与之相关的新科技媒体（如影碟图片、电视、网络等）也早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它虽没有取代文字，却逐渐有凌驾以文字为主的文学的趋势。  然而“后来居上”并不表示新的比旧的更好，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改了，必会影响到所谓“品味”问题。平日浸淫在各种大众媒体的人，已经不能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往往以价钱的贵贱为准则，当然“名牌效应”更不在话下，这个现象众所周知。而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培养识辨的能力，它把重点放在消费，而不在生产；重“工业”而不重“创意”，把整个全球社会“物质化”和商品化的景观视为理所当然，连带也影响到对于电影的研究。据我所知，目前在西方学界，研究电影和文学关系的学者并不多，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对于文学有极深修养的，纽约大学的罗拔史谭（Robert Stam）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我当然要参阅他的几本著作，作为我个人“理论”的出发点。  史谭有一个观点，我十分同意：二三十年前（或更早）研究此类问题时，学者往往把文学视为首位，先入为主，因此改编文学经典注定不成功；所谓忠实于原著（fidelity）的问题，成了传统理论家*常用的尺度，所以史谭要反对，我也赞成他的反对意见。〔注一〕史谭把文学和电影放在平等的地位，甚至更偏向电影，认为它是一种较文学更“多声”体的艺术。史谭借用了一个名词来形容“改编”关系：palimpsest，字典上的定义指“古代将原有的文字刮去重写新字的羊皮纸或其他书写材料”，换言之，如果羊皮纸上原有的文字可以喻作文学原著的话，改编就是刮去重写。而原有的文字，他又用另外两个更抽象的理论文字（抄自法国理论家Gérard Genette)来表述：文学原典是一种hypotext，改编后的影片则是一种hypertext，我暂且把这两个名词译作“前潜本”和“后现本”；“潜”指的是潜存或残存、甚至只剩下躯壳或痕迹的原本，在时间上它必产生于前，而改后显现出来的文本，则是在上面加上去的东西，所以是“后设”，然而与“前文”仍然产生某种辩证关系。  这种理论游戏非我所长。然而即便是史谭也不会完全料到目前香港的现象——“原本”或“前本”根本没有人理会了，在大众的集体意识中根本不存在，换言之，在一切皆是媒体复制的过程中，班雅明所说的“灵光”（aura）早已失明了。  我们只能从这些复制品——如电影——去重寻一些文学经典的灵光，甚至还不一定捉摸得到。在视觉媒体凌驾文字媒体的香港，年轻人已不知经典为何物，甚至连书店以廉价出售的文学经典平装本也无人问津。  作为一个受过文学训练的影迷或影痴，我不能自僭为电影学者，但近年来不知不觉地却写了不少关于老电影（内中不少是改编自文学经典的电影）的文章，想引导有心读者在重温旧片之际回归文学，但这种“回归”并非*肯定所有原著的文学价值，有的原著（如“007”铁金刚的小说系列）并不见得好，甚至改编后的影片——如《铁金刚勇破间谍网》（From Russia with Love, 1963）反而成为电影中的经典（见后文），所以我绝非厚此薄彼，只不过觉得有一种“动力”在驱使我作这种回溯式的研究，也许免不了有点老年怀旧的情绪吧（我也曾为此写过一本书：《自己的空间——我的观影自传》），但也不尽然，从学术的立场而言，或可勉称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  写完这一段转弯抹角的前言，似乎可以言归正传了。但仍须稍稍交代一下我的研究方法。  二、 文学与电影关系  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实在难以简单道明。不少理论家曾为这两种艺术作“本体论”式的描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学的本体是文字，电影的本体是影像。文字又由字和句组成，串连在一起，遂而产生内容，但语言学上仍把内容和形式分开，严格来说，西方语言学理论所说的符旨（signifier)和意旨（signified)仍在语言的层次，并未涉及内容，而一般读者则只看内容，不管形式。电影亦然，一般观众只看影片中的内容情节，并不注重电影本身的意象和接剪技巧，所以如果先看文学作品再看改编的影片的话，就会觉得影片的内容浅薄多了。但西方的文学和电影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