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重印前言 里敦·斯特莱切(Giles Lytton Strachey，一八八○——一九三二)所著《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写在六十多年前(出版于一九二一年)，现在还没有被人遗忘，我的译本完成于五十年前(一九三五年)，现在还辱承新知旧好不时提说，出版社相约重印，亦已有年，如今更殷切催促，我只好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匆匆校订一遍，聊以塞责，也就不得不作一点说明。 近十年来，英美学术界对于斯特莱切生前所属的布卢姆斯布里(Bloomsbury)文社及其主干维吉妮亚·伍尔孚的研究与资料整理，转趋活跃。去年它的小说家成员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印度行》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了，轰动一时。斯特莱切开现代传记文学先河的著作，特别是这部臻于成熟的代表作，必然也会在现代文学史上，以至今后读书人手里，继续放光。近年来国内传记文学表现了兴旺的趋势，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翻译研究有了蓬勃的开展。海内外时机的交汇也就使我生平这个第一部专书的试译文，也是我生平仅有的一部传记文学的译本，沾了光，托了福，及时得到了译者自己修订一下，小补艺术良心的机会。 二十世纪只剩最后四分之一了。依我落伍的眼光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期内以至期前后若干年，可能还算是本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史上的鼎盛时期。当时，十年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初，优秀作品，竞放异彩，不少成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似乎超过了后起的诸多时髦作家更标新立异的作品。 英国十九世纪，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道统，到二十世纪受到了一部分不甘心颓废的“精神贵族”的新挑战，应运而兴起了一种“拆台”(debunking)文学。所谓“拆台”，也无非揭虚表、破迷信、屏滥调，并无造反的意思。文风一变，主要在二十年代，打开了相当繁荣的新局面，也就此呼彼应，成为西方所谓“现代派”一个新阶段的组成部分。 伦敦布卢姆斯布里这个住宅区是这种繁荣的一个典型小中心。那里的伍尔孚和贝尔(Clive Bell)连襟家，每星期四集聚了少数名士，开明，脱俗，不仅有作家、艺术家，还有思想家、经济学家，尽管倾向不尽相同，形成了一个汇合点。早先，老一代小说家亨利·詹姆士偶尔光顾；后来，初享盛誉的诗人艾略特、初出茅庐的小说家衣修午德也间或出入门下。斯特莱切是其中唯一的现代传记文学家。 斯特莱切恰就是以首先好像跟维多利亚时代名人开玩笑起家。他的第一本传记文学集《维多利亚朝名人传》，一九一八年出版，一举成名，使他成为欧洲现代新传记文学的先导。在这前后，他写过一本法国文学史论小书和几本传评小书，一九二八年出版《伊丽莎白和艾瑟克思》，原似乎想写得烂漫一点，终失却平衡，有违他自己写传记的本色。他生平所著数量不多，而以《维多利亚女王传》分量最重，最恰到好处，该是他造极的作品。 他在这本传记里，透过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及其左右大人物的王袍朝服，揭示真实面目，公私相衬，亦庄亦谐，谨严而饶有情趣，富于生活气息。 关于这一点，斯特莱切在这本传记里也就表露了他对传记写作的看法。书里写到配王死后，维多利亚女王要臣下为她挚爱的丈夫一再立传，出了几本皇皇巨著，表彰他尽善尽美，问世后并未产生她所预期的效果。“……世人见陈列出来给他们赞叹的人物倒像是道德故事书里的糖英雄，而不像有血有肉的同类，耸一耸肩，一笑，或是轻薄的一哼，掉头而去了。然而在这一点上，世人同维多利亚都有所失。因为实际上亚尔培是远非世人所梦想及的有趣人物。仿佛出于一种离奇的捉弄，一个毫无瑕疵的蜡像硬被维多利亚的恩爱镶嵌进了一般人的想象，而蜡像所表现的人物本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七章第三节末尾)他写这本传记，就作了相反的尝试，根据大量资料，精加汰洗，巧为剪裁，使出了生花妙笔。结果这本书不只是大可参考的历史传记，而更是大可欣赏的传记文学。 我最初注意到这本书，是读了梁遇春(秋心)写的一篇评介长文。斯特莱切死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梁在当年六月也病故了，大约只活到前者的一半年龄。这篇遗稿，现在查出，发表在十月一日出版的《新月》第四卷第三期上。编者，显然是还在教我课的老师叶公超，在文后说，这篇文章难能可贵，水平超过了当时英、法、美几种著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纪念专论。梁文里提到的一件小事：总不免带调侃笔调的这本书，刚刚出版，维多利亚的“孙子(乔治五世）看了之后，也深为感动，立刻写信请他到宫里去赴宴，他却回了一封措词婉转的短简，敬谢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经买好船票，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还是请陛下原谅吧。”我当时就想，斯特莱切，虽不是酒仙，也有我国古文士“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太白遗风。后来在一九三四年秋后，经也曾教过我课的余上沅介绍给中华文化基金会胡适主持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