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俐，男，1954年生，汉族，内蒙赤峰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3月起），国家级重点学科――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日本广岛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中国文学学科评审委员会成员。引言“士”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着特殊指称的概念。对此，今人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本书中所说的“文士”，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汉时代有一定文化知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目标的社会群体，包括今人常说的“文人”，“儒生”、“文吏”。也包括一些“另类”，如一些独行之人和隐逸之士，他们虽然不以仕进为人生主要目标，但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而且其人生轨迹也与之息息相关。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从哲学、思想等学理层面上对这一群体进行解剖，而是想要通过对于这一群体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来探讨他们的人生命运。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探讨那些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那些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还要探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在当时怎么活着，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活的是不是幸福等问题。这应该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追求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战国到秦汉之际剧烈的社会变革，几乎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命运。作为从周代社会士阶层演变而来的“文士”，其身份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多样化，他们投身于社会实践，或为纵横家游说人主，或为阴阳家谈天说地；或如荀子讲学稷下，或如庄子世外隐居。乱世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动荡不安，也给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机会，有利于施展其聪明才智并张扬个性。秦汉大一统把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社会，让他们重新在这个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在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地认识自己，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相关的各类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在两汉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为适应社会而生存，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的人生之路也并非那么平坦，命运同样充满坎坷，同样丰富多彩，有悲剧，有喜剧，有痛苦，有欢乐，展现着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大体来讲，我们所说的两汉社会“文士”，是以“文吏”和“儒生”为主的社会群体（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士”的其他“文”人）。所不同的是，“文吏”的人生目标主要是直接从事社会行政服务与管理，而“儒生”则以传承知识和文化为己任。本来，这两种职责在周代社会都是由世卿世禄的贵族、亦即“士大夫”来承当的。可是，随着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和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建立，世卿世禄的贵族士大夫不复存在，而王朝却需要一大批行政管理者为之服务与效忠，“文吏”应运而生。其上者跻身于官僚，下者从事各种庶务，他们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吏”。而“儒生”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与从事实际行政管理等工作逐渐脱离。在“以吏为师”的秦代，其社会地位逐渐沦落。汉承秦制，“文吏”在汉初仍然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甚为得志。而儒生们由于缺乏从事实际管理工作能力，不被看重，其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他们想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很高的地位，必须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转化为一种从政的本领。不过，随着大汉制度的逐渐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文吏的要求也在提高，他们不但需要很强的从政本领，更需要有高尚的文化关怀。这促使了“儒生”和“文吏”的合流，最终形成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模式的“文士”群体。一种社会制度一旦得以形成，就成为左右人生命运最为强势的力量。简言之，所谓两汉文士命运，也就是这些“儒生”、“文吏”们如何面对、抗争、顺从或适应这一社会制度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讲，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文士们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制度本来也是人的创造，也需要不断改进。更何况，作为推进这一制度建设向前发展的社会群体，文士们也要借机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从这一角度来讲，两汉文士的命运，又是一个他们主动的积极参与改造的过程。两汉文士命运，就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展开。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像武士们在战场上刀光剑影般惊心动魄，却同样也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虽然没有产生纵横捭阖式的乱世英雄，却也不乏文采风流的名人雅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文士的人生百态，看到他们在汉代官僚政治制度下一步步成长的历史。他们从楚汉战争之时步入汉代这个历史大舞台，以萧何、曹参、张良、叔孙通、陆贾等人为代表，最初以“文吏”和“儒生”等不同的身份参与了汉代社会制度创建，皆有大功于世。以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士，或以儒生而从政，或以文吏而建功，或以传经而名世。他们虽然再也没有开创独成一家的诸子之学，但是却成功地将先秦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经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