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与著述并不同属一个创作范畴。直观地看，著述难而编纂易。《说文》对“编”的解释是“竹简而排列之”。排列二字看来容易，但亦有其困难之处。其一，排列些什么内容、或者说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文章并辑录成书，对于编者却是大费周折的事情。尤其国内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不时有佳作出世，优中选优，标准更难于设定，使人在文章的取舍上颇为踌躇。其二，经济学分工愈来愈细密，作为编者，他做到事无巨细全盘把握实属不易。即便是他本人所在领域内的一些细节，也很可能超出其所研究或关注的范围。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编辑的困难。其三，编纂者与读者间的交流十分微妙。一名好的编者，鲜有直抒胸臆的作为。他所要传达给读者的倾向或信息，主要是通过所选文章以及他对这些文章的结构安排来实现的。从此种意义上讲，编纂而成的著作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编者，还与阅读者的理解有关。当然，这样说没有为自己预先卸责的意思，因为编者取舍的眼界和建构的能力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心有此念，故当《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主编王缉思邀请我出任分卷主编时，自己颇为犹豫。后确实觉得编纂这样一套丛书，对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是件好事；还因为从总编到各分卷主编于我都是学术界比较熟悉的朋友或同事，自己心里也愿意在这个工作团队里与大家相互砥砺、共襄盛举。最终我决定勉力为之、不再置身事外。允诺编纂以后，我一直不敢看低这项工作的难度，唯恐不能胜任。经过这段时间的思量谋篇、阅读取材、斟酌取舍，终至书成。虽无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触，但也愿藉“序言”这方宝地，与读者交代一些编纂此书的想法。既然是辑录成书，筛选编辑一定要事先设立一些标准。而我的标准，大致有这么六个：首先是时间尺度。本书所辑录的文章，均采自过去十年以内，尤其以近三年为主、用中文发表的著述。这样做并不是说十年之外就没有佳篇，而是因为按照丛书总体考虑，分卷主要应选录“9．11”事件以后发表的文章，以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最新看法。但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当今世界经济或地区的大势在“9．11”之前早有端倪，其中有些情况在那个时候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比如郭树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对东南亚走出危机并再次起飞充满自信），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拿下，实在有违我们全面而妥帖地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之看法的初衷。再者，最近十年也恰是承前启后、跨世纪的时间段。有鉴于此，我把所选作品的上限定为十年。时间尺度的另一层含义是所讨论问题的“时间性”。本书所选文章的主体是论述世纪之交的国际经济走势的。这样做的理由，至少在于“当下”或“可预见的将来”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其次是空间跨度。秉持开放态度的中国与世界上各大经济区域或经济体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本书所辑论文讨论的经济问题，广泛涉及北美、西欧、亚洲、苏东、拉美和中东、非洲等地区，希冀体现出中国学者思考和看待世界经济在范围上的完整性，力求全面地反映近年中国学者“视通万里”的研究广度。为此，我单列“国别与地区”篇并收录了六篇文章以突显空间跨度。空间跨度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所选文章讨论议题的丰富性，就世界经济而言，则主要包括国际贸易、金融、能源、环境、全球治理以及更一般性的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尽管并不是每个议题都有专门文章（比如高海红谈论亚洲货币合作）予以讨论，但几乎每一篇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上述诸项议题。我正是试图以这种议题的交叉性，来在一定程度上使此书尽量涵盖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兴奋点。兼收并蓄是第三个标准。这里所谈的兼收并蓄主要是作者的构成和文章来源。本卷除了要照顾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外，还特别努力让作者的背景尽可能“复杂”一些，对各方观点兼收并蓄。本卷二十余篇文章的作者大都为国内著名学者，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约占一半，高校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的专家、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个别学者型官员等约占一半。本人以为，这样的作者构成方能具备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其观点和立场当大致能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总体描述和判断。之所以选用了十篇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科院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位独特，除了拥有一批重要学者之外，其研究所设置也是国内最为齐全的。它的八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经济问题。显然，学者构成还有一个年龄层面。本书作者的年龄从三十多岁（比如讨论跨国公司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余万里）到近七十岁的都有。毋庸讳言，年龄跨度的大小与兼收并蓄密切相关。从来源看，本卷辑入的文章主要取自《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份刊物。集中取材于此的主要理由，主要在于这几份杂志具备较好的代表性。第四是叙述或研究方法。整体上看，世界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发展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