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新解读与韦伯旧论的颠覆——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评介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摘 要：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林端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一书，全面系统地批判了韦伯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论断。该书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指出了韦伯比较社会学里二元对立的理想型比较的局限；在实质社会学分析上则结合学界对清代法律和司法审判研究成果，说明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看法的误解与限制。在此基础上，林端教授认为若要深刻理解中国法律传统，关键在于把握体现于其中的“多值逻辑”。关键词：韦伯；比较法律社会学；中国法律传统 ；多值逻辑帝制中国时期的文化，曾吸引无数的西方人就此著书立说，各家的论著亦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尽管此中不乏启发吾人深思的真知灼见，但曲解误读同样是混陈其间，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更是如此。八十余年前，自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这位“中国研究的伟大外行”写下那些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文字，此后就一直被后人奉为经典，而其间的误读，却甚少为人们所仔细剖析。八十余年后，总算有一位华人社会学家超越对韦伯的敬畏，出来全面地批判韦伯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论断。2003年，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林端教授出版《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1]以一个中国社会学家的视角，深刻反思当年韦伯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下的那些论断，其中对韦伯当年的误读多有驳正。对于汉语法学界来说，这本装帧素雅的专著，也许将是先前学人们在缺乏反思意识之下创造出来的“韦伯崇拜”行将破灭的先声。一林氏早年求学于德国，先后在哥廷根大学与海德堡大学获得社会学暨民族学硕士、社会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更是追随担任韦伯全集主编的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教授，对韦伯的研究由来已久。《批判》一书是林氏出版的第三本专著，[2]在德文版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与支配的正当化：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一书中，林氏就已对韦伯比较社会学的特点与局限作了扼要的归纳，而这个归纳后来也成了《批判》一书第一章的内容。在《批判》一书的前三章中，林氏以韦伯的比较社会学的三大特点为框架，依循韦伯学说的内在理路，先后从“文化内的比较”和“文化间的比较”的角度切入，对韦伯比较法律社会学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在林氏看来，韦伯的比较法律社会学，首先表现为双重的比较分析，即文化内与文化间的比较分析。其中文化内的比较分析关涉发展史，处理的是西方究竟如何成为西方的问题。在《批判》一书的第二章中，林氏开宗明义地指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与他整个社会学研究一样，都是为了彰显西方（法律）文化发展的独特性。（5页）韦伯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的部分地区，才能产生一种形式的—合理的法律秩序的发展？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韦伯使用了两组著名的概念，即形式的—实质的、理性的—不理性的，并以此相互组合将西方法律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就是韦伯学说中广为人知的那一部分。对于韦伯来说，仅仅只是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构建这种发展阶段（天启法—传统法—推定法—制定法），显然无法满足他的勃勃雄心，他接下来要做的，是在不同文化——“西方”与“非西方”——的比较之中，彰显现代西方法律发展阶段的这种高级性。而中国传统社会，“不幸”地被他当作文化间类型对比的绝佳目标。在《批判》一书的第三章中，林氏梳理了韦伯描述中国传统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相关论述。（21-37页）这些内容经过必要的概括之后，被林氏用下列标题予以表述：（1）官民各有所司；（2）自治的氏族、村落与法律的实际运作：以家父长制的氏族亲属关系为准；（3）中华帝国的行政与法律：家产制的行政与法律；（4）中华帝国的司法审判：自由裁量的、不可预计的“卡迪审判”；（5）缺乏个人自由权与私法的规定；（6）缺乏专业法学教育与专业法律人阶层；（7）缺乏自然法思想与形式法学；（8）缺乏独立自主的法律与司法发展；（9）将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法律视为少变化的整体。[3]在林氏看来，韦伯的这些论述，最终都集中在“卡迪审判”(Kadi-Justiz)这个理念型的核心概念之上。“卡迪审判”本来是被用来描绘回教法官的审判制度，后来却被韦伯非常宽泛地借以指称西方传统社会的专权君主的“王室审判”、教权审判或家产制君主的审判、古雅典的“人民法庭”审判、革命法庭审判、陪审制审判等等，“因为它们都不是将一般性、概念性的法规适用在某一个事实之上，而是取决于裁判者对一个具体案例的公正感与价值判断。”（18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息息相关的是，在韦伯看来，两千年来变动甚微的中国传统法律之实际运作，同样可以用“卡迪审判”来涵概，与所罗门王审判（典型的“卡迪审判”）同出一辙，都是用伦理道德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