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钧剑：我与书画 我学写毛笔字是从四、五岁开始的，是从父母“强迫”写描红本开始的。六、七岁时临摹“颜柳”。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虽然年仅10岁，但却经常随大我六、七岁的“红卫兵”上街去书写标语。后来上中学了，班主任喜欢在黑板上写隶书，那时候的中学没书读，我便“跟随”着班主任喜欢了两年的隶书。1971年参加工作在桂林歌舞团，创作室有位创作员叫伍纯道，是当时桂林市有名的书家，他见我写字的基础好，有意想指点我，但又害怕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把书画艺术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批斗的。于是，只能偷偷地要我临摹些王羲之、赵孟?、黄庭坚、文征明等。有幸的是，那时候桂林还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没被铲除，我便隔三差五地流连忘返于山岭之间。像叠彩山上就有米芾和沈尹默的碑刻，这一古一今两位大家的字，都是我很喜欢的。不久后调到北京总政歌舞团，我只要一有空闲都会在单身汉宿舍的水房里，用毛笔蘸着自来水，在水泥墙上习字。上世纪80年代末相识沈鹏先生，一见如故，从此我的毛笔字走上了正轨。沈鹏先生要求我多写碑版，写写金刚经、写写魏碑石鼓文。后来沈先生见我多喜行书，便要求我多写写王铎。在我的书法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教诲最多的是沈鹏先生。我无数次的得到过沈先生的耳提面命，他还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中国书协的介绍人。这一切都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在我的“书法”道路上给予我提携的还有王镛兄和白煦兄。那也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跟他俩一同客游山东烟台，王镛兄写字，无论是如拳大字，还是如蝇小字，都仅用一管“秃”笔完成，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他的字风，对我日后的书法审美影响很大。 我学画画也是从四、五岁开始的，但却是自觉自愿的。也许喜欢涂鸦这也是一切孩子的童年天性吧。敢于拿起毛笔画画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了。在学画道路上我也非常地幸运，当时在中国画研究院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刘勃舒院长、龙瑞兄、邓林大姐等人的画室。吴作人先生患病前，在一段时间内我也能经常光顾他的寓所，请他点评我幼稚的画作。这些年来，我还得到过诸多先生兄长的教诲和鞭策。 2004年我有幸就读于中国画研究院首届花鸟研究生班，师从詹庚西先生，这使我学到了在花鸟画上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道理。 一眨眼，我就从艺四十年了。我把我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歌唱事业，尤其是军旅歌唱事业。几年前，开始负责组织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不少大型文化活动，但依然把许多业余时间付给了书画。若干年后，歌是不可能再唱了，也不好意思再唱了，古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因此，文化活动也会有新人出来组织。但书画是有可能、也是可以继续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唯有在自我、大雅、淡定、修行的书画中得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