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资治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资治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资治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资治通鉴》的议论部分沿袭了以往史书的形式，即书中的“臣光曰”。全书共186篇，沿用前人的84篇，出于自己之手的102篇。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治乱和君臣之道的。　　概括地说，《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极高，尤其是隋唐五代部分。在现存的史书中，《资治通鉴》可以和两《唐书》、《册府元龟》并列，制度的记述则可以和《唐会要》、《唐六典》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