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约翰·B.汤普森是英国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现任剑桥大学社会高级讲师、基督学院研究员。他的著作对现代西方社会学乃至文化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汤普森对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了理论诠释，并使这一诠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联系，概述了关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的各种相关理论，运用深度解释学模式，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化各个层面的辐射和穿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做了延伸和拓展。导读：任何对意识形态概念、大众传播分析、深度阐释学实际成果或现代文化社会理论批判潜力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启人深思、不可缺少之作。——理查德·J.伯恩斯坦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是一部充满发人深思的理念、犀利深刻的分析和建设性理论化的杰作。——《美国社会学杂志》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疑将成为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基本文本之一。尽管作者的理论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文本却出之以一种极其清晰而易于接近的风格……——威廉·奥斯韦特前言：本书是我早先一部著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最初勾画的一些思想的发展。早先那部著作主要是对当代社会理论中若干突出贡献的批判性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想法,涉及意识形态的性质与作用,意识形态与语言、权力和社会背景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在具体情况中可被加以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本书的目的是开始研究、发展这些想法,使它们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解释。这一解释肯定得益于他人——其他理论家以及其他从事经验和历史研究的人——的作品。但是我设法超越我得到的使我受益的材料,试图扩展现有的分析架构,并促进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虽然在许多方面本书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一书中提出的研讨项目的继续,但有一个方面与前书有很大不同:在本书中,我力求更多注意象征形式由于并借以在社会领域流通的社会的形式和过程。所以我以相当篇幅专注于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发展,我认为那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肯定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的维度。我对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对传媒机构及发展的分析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我无法在本书的范围内充分讨论,但我计划在以后一部关于社会理论和大众传播的著作中作进一步探讨。在思考本书中讨论的思想时,我得益于他人的一些评论与批评。特别要提到安东尼·吉登斯和戴维·赫尔德:他们一直在共同进行一场极有价值的对话,而且无疑会继续具有极大的价值。彼得·伯克、利兹贝思·古德曼、亨利埃塔·穆尔和威廉·乌思怀特读了本书的初稿,给了我许多有益的、鼓励的回馈。我还要感谢埃夫里尔·西蒙兹熟练的文字加工,感谢吉利恩·布罗姆利细心的编辑工作,感谢布莱克韦尔—波利蒂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许多人对出版和发行本书做出的贡献。最后,我要感谢最近多年中腾出空来,帮助我撰写本书的许多朋友,他们的慷慨之助不是我几句致谢的话所能表达的。约翰·B. 汤普森1989年12月于剑桥导 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形式的广泛流通起着根本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世界中。在所有社会中,象征形式——语言陈述,姿势,行动,艺术作品,等等——的产生与交流是且始终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特点。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受早期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推动而到来,象征形式的流通的性质和范围呈现一种具有质的不同的新现象。技术手段结合面向资本积累的机构而发展,使得象征形式能以迄今无与伦比的规模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起来。整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报纸、小册子和书籍以不断增大的数量生产出来;从19世纪以来,生产与流通手段的扩大伴随着欧洲等地读写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所以印刷物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阅读。通常称为大众传播的这些发展因象征形式的电码化与传输的进展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这种进展使我们获得作为20世纪晚期特点的电子电信的各种形式。今天,在许多西方工业社会中,成年人每周平均花25至30小时看电视——这不包括他们另外花在下面活动上的时间:听收音机或音响、读书看报看杂志以及消费大规模跨国界传媒产业的其他产品。而且,当今之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不受到大众传播机构和机制所触及,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不向大众媒介象征形式的流通开放。尽管大众传播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日益增长,它的性质与含义却在社会与政治理论文章中较少受到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忽略是由于学科分工所致:社会与政治理论家们甘愿(我认为是错误的)把大众传播的研究留给传媒与传播研究专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略也是由于今天许多理论家所专注的种种问题都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思想遗留的结果。正是马克思和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曼海姆等人的著作,已在许多方面定下了当代理论辩论的议程。当然,这些人和其他思想家的遗产也不一定是一副重担。这些思想家作为伴随产业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的评论者,他们关注一大批社会现象,阐述对20世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