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dric Jameson认为，我们可以把（欧洲）六十年代想像为资本和强权国家在全球退败的一个时期，也可以把这个年代构想成资本借助崭新的生产技术和全副武装的生产方式，开足马力扩张的时期。从福柯的角度看，所谓新的生产技术就是权力话语。六十年代谢幕，留下的是一块巨大的空白话语舞台。七十年代开启，站在麦克风前的不再是进步学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而是大众传媒和明星，是非理性的符号消费。如果六十年代是话语中心模式的最后演习，那么七十年代是娱乐工业趁火打劫偷袭大众话语的时代。六十年代结束了，共同话题消失了，战壕解散了，文化代言人面临着话语重构和反思，这个过程带来短暂的话语真空，布满嘈杂的个人主义低语。这就是奇妙的七十年代，精英话语的重构性缄默与娱乐话语的逐步登台，从文化英雄到娱乐明星，话语舞台的交接期间是一个政治压抑、经济低迷的年代。这种失望、颓废和压抑构成了七十年代欧洲电影的基本氛围。《启明文丛：目光的伦理》就是作者论及七十年代欧洲电影的一个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