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记忆，以一种“忆恶（纳粹主义）颂善（美国信条）”的方式，成为美国犹太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塑造和表达美国认同的重要途径。它影响了“极权主义范式”在美国的兴起，助推了“冷战思维”的形成。它改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道义资本分配和互动交往方式，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内聚、富有战斗精神的亲以色列政治势力，为亲以势力提供了政治工具。它还对战后美国的人权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在20世纪末期以来进一步成为美国新干涉主义的重要社会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