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经过长期思考和犹豫之后开始写作这本书。斯大林经历的事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作为一个人十分复杂、矛盾而多面。因此首先请读者注意两点。一点是在斯大林生前的几十年中人们对许多事的评价往往过高，过分夸大、渲染了他的功绩；另一点是在斯大林去世后他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开始“声名狼藉”和“威信扫地”，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其表现是把一切都说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究竟真相如何呢？为此不得不翻阅成堆的评价截然相反，大部分不客观、不公正的书籍、文章和研究著作。在一些著作中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各族人民的父亲、英明的国务活动家，在另一些著作中他是嗜血成性的恶棍、有妄想狂心理的罪犯。关于这些“传记”要指出的第一点是，所有无论是赞扬斯大林还是给他抹黑的人的做法，都是出于其意识形态的党性立场或派别信念。有些人无非是想通过谈“热点话题”来捞取钱财，只要有人付钱，他们可以从任何角度来加以描绘。他们昨天还在写“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学位论文，今天却急急忙忙地大肆吹捧“自由经营活动”的好处。当年领袖的指示对于他们来说永远是指导一切的准则，而现在他们却断言，他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所做的只有镇压一件事。应该对这一切加以分析。我不打算分析、评价和描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整个一生和全部活动，只尝试阐述他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我在写作《统帅》一书，特别是关于朱可夫元帅的三部曲时，仿佛是在为写作关于斯大林的书作准备。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作用在涉及战争进程、做出进行重大战役的决策的各个战略问题上是头等重要的。他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的意见和命令是决定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把我关于朱可夫元帅的三卷本著作中涉及敌人行动的某些章节纳入本书中，而且多数情况下未作改动，事实上只补充了斯大林对敌人同一行动的反应。我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章节作彻底的改写。我在写作那几本书的过程中积累了关于斯大林军事活动的一些材料和思考；此外，许多重要的将领同我的谈话以及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都不断建议我考虑着手写作关于斯大林的书。许多人认为，我以往的工作、所受的军事教育以及对档案的熟悉程度都使我做好了写作这本书的准备。赋予我力量的，不仅是我掌握了必要的材料，而且是因为我有着从1947～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亲自接触过他，但多次见到过他，听过他讲话。我要告诉不了解我生平的人说：1941年我还是塔什干军校学员时因所谓的反苏鼓动和宣传被捕并被中亚军区军事法庭判刑（苏联刑法第58条第10款）。侦查员问我的主要问题是：“是谁给你诬蔑各族人民的领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任务的？”我犯了这样的“罪行”，是因为我说过：“不少人把列宁忘了，总是说斯大林、斯大林，而他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里是次于列宁的第二位人物。”侦查员说：“你在军人中用这样的谈话散布怀疑情绪，破坏各族人民领袖的威信。”在战前年代这是骇人听闻的刑事犯罪，许多人因这样的谈话而被处决。我还算走运，军事法庭“发了慈悲”，让我活了下来。后来我去了塔夫达劳改营，伐过木，还去了远北，我几乎在那里葬送了性命。后来（1942年10月）我在给加里宁写信请求奔赴前线后去了惩戒连。大家都知道，在惩戒连里要用鲜血来赎罪。我在几次肉搏中活了下来，当时惩戒连只活下来几个人。接着是加里宁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决定：“……鉴于红军战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波夫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取消其由中亚军区军事法庭判处的刑期……1943年2月20日”总之，我完全有根据感到因斯大林所受的委屈。但是……我此前的几本书都是实话实说，在这本关于大元帅的书中我也不改变这一作风。我不以为斯大林辩护或谴责斯大林为目的。我将一如既往，客观地阐述一切。关于本书的风格和结构简单说一下。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有严格的文献根据。也许有人以为文献和引文引用得太多，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可能亲自阅读许多现有的、所谓的普通人难以弄懂的第一手材料。至于我同斯大林身边的人（朋友和敌人）的谈话，这些谈话记录（包括录音材料）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我的这些对话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对可能产生的认为引文和从各种著作中转引的材料太多的意见预先表示同意，我要说明的是，我想写一本比较全面的关于斯大林的书，因此收入了为老一代读者熟知而新一代读者不了解的斯大林生平和活动中的细节。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并不追求史诗般的画面，因为这本书不是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它是用由我和其他著名或不著名作者搜集到的斯大林事迹创作出的镶嵌画。我最关心的是创作出我们这位极为著名的同时代人生平尽可能全面的画面。许多战争的参加者知道我在写作关于大元帅的书，于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