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传销集团内部的真实记录——《中国，少了一味药》序言慕容雪村（一）2009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23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所见到的那个古怪国度，每个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大陆，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而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在那黑暗的23天，我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看到人们离乡背井，为一个谎言虚耗时光；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我看到病体孱弱的老人、营养不良的青年，他们经过了邪恶的教育，越发乖张，越发贫穷，对社会怀有深深的敌意；我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看到洗脑的严重后果。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政府打击”本身都成为行骗的借口？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这就是一个适合传销的国家。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在每个人的肌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悄悄滋长。23天中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现在我把它写成一本书，书中没什么过人的见识，无助于升官发财，也无助于解决家庭纠纷，只有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和一些人人都该知道的家常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剂苦药，可以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这邪恶的瘟疫肆虐已久，世间苦无良药，但愿我能为此做点什么。（二）传销不算什么新鲜事，每个中国人都听过，很多人都有切肤之痛，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听多了，见惯了，就把它当成一只烂苹果，既不问它为什么腐烂，更不在乎它烂到什么程度，轻挥手就把它丢到脚下，任它在那里彻底烂透。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每个人眼皮底下，却从来没人能真正看清传销。传销者不了解，因为他们格式化的脑袋已经无力辨别；普通人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连那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报道传销、拍摄传销，却永远忽视传销，谁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样洗脑？洗脑又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传销者竟会为了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此狂热？根据可信的统计，到2010年，中国大陆的传销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千万，这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最终将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邪恶教育，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善迟钝症”，人格扭曲、藐视道德、仇恨社会。接下来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困局：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们身边，将有1000万个赤贫而且走投无路的人。1000万双怨毒的眼，1000万双颤抖的手，1000万个陈胜吴广。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刑法》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个定语很长，读起来也很枯燥，是迄今为止对“传销”最权威的定义，但远远谈不上准确，“一定顺序”云云，更是说的含混而笼统，远远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精准。这个定义所讲的“传销”还是上个世纪的事。20年间这病毒几经变异，早已不复当年的面目，现在绝大多数团伙都不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只是单纯的欺诈和拉人头（活跃在广西等地的“纯资本运作”就是明证），在我看来，“传销”二字本身就是个错误，而且早已过时——既然没有“销”，又谈何“传销”？把“诈骗”称为“传销”，这本身就在误导民众和混淆概念。我也反对把此罪名列入“扰乱市场秩序罪”或“非法经营罪”，因为它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秩序，更是基本的公序良俗；它不仅骗钱，而且害人，乱人心智、坏人健康、毁人家庭，如果把这时代的道德比喻成一个满身流血的病汉，传销者干的就是往他身上一把一把地洒盐。按照《刑法》，普通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盗窃罪甚至可以判死刑，与此相比，“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社会危害更大，对人的摧残更深，而量刑却明显过轻，对普通传销行为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用法律术语讲，这是明显的“罪刑不相适应”，罪恶极大，惩罚却极轻，与其说是在打击传销，还不如说是在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