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以读经为基本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1912年废除。      传统文化经典确实有着一般教材不可企及的优势，那主不是它极高极醇的文化含量。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其素养包括文、史、哲知识及一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文化信仰），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毫无凝问，文化经典往往就是古代圣贤人物的懿行嘉言，比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一的《论语》，古人早就指出，读《论语》实际上就是直接跟孔子这样的圣人学习。      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极大的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这是语文教育界的有识之举。它也给古文教学带来了挑战：如何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我们可以这样反问：假如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能读完并基本背诵“四书”，他们的古文水平还用我们发愁吗？同时，假如我们的大学生，也能补上这一课，他们的基本文化修养，包括他们的语文能力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学者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成为宋以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大学》、《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      《大学》据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中庸》据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但现代学者对此多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