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为无声者发出声音（代序） 陈桂棣 我和春桃因文学得以相识、相知，进而走到了一起，或许这就叫缘分。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和她从相距一千多里的安徽省和½¬西省，一起来到了北京八里庄中国作家Ь会鲁迅文学院，从此相识。那时，我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一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写过电影也写过电视，又在一个省会城市担任作Ь主席，因为成绩比较突出，便成了这期进修班的班长。没想到，春桃在把我的这些作品通读了一遍之后，竟认为那全是教堂唱诗班一样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她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然，她也注意到，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就和张锲写过中国早期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主人》，并获得过《当代》文学奖。她认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作家，又写过多部长篇小说，有驾驭大题材的功力，应该去写一些厚重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在那个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的鲁迅文学院，走出走进，确实常使人想起鲁迅，这也促使我对自己过去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我历来敬佩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始终自觉地站在社会生活的“漩涡”中心，骨头是最硬的。鲁迅先生的作品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至少，它使我想到：作家只有敢去接触社会生活中那些尚未成熟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出警世之作。因此，可以说，血性和艺术，对于一个作家同样重要。没有痛苦的探索和足够的胆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发现和真正有价值的文学。 于是，我对自己以后的创作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准备拿出十年时间去主攻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 《珍珠城公案》是我们结婚后我的第一部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始，春桃也只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ˬ知，她读着读着，禁不住就拿笔改了起来。她改得那样自信，把我的稿子划得一塌糊涂，这让我很是生气，心想，我操练文学这么多年，你才出道，竟这样不谦虚。她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湘妹子，为人为事无不有着辣椒的品格，一旦认定了的事情，她也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于是我们辩个不停，搞得邻居还以为我们是在吵架。她就这样介入到了我的创作中来。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安徽省蚌埠市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只是因为一千多元的所谓“贪污问题”，就被市委书记拍板、检察院立案调查，最后冤死在狱中却得不到昭雪的故事。虽然案子涉及到了两级检察院、两级法院，涉及到了市委、市人大主要负责人，以及这座城市众多的领导干部，但这部作品却全部真名真姓，直陈事实，毫无顾虑地剖析了这场悲剧诞生的全过程。一九九三年年底，《珍珠城公案》在《当代》杂志发表了（发表时Ô¬名为《悲剧的诞生》），文章一出来，立即就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先后有三十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蚌埠，震动最大的，还是安徽。一本当时只卖四元钱的《当代》杂志，在蚌埠卖到了一百元，还出现了复印本和手³¬本，一时变得“洛阳纸贵”。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在蚌埠市秘密调查了八十一天，骑着一辆破旧得连小偷也不会光顾的自行车，从早春到仲夏，没日没夜地在那个城市里幽灵般地东奔西走。正因为调查的深入，当我回到省城合肥，坐下来写作时，已无须再去•¬看材料。 高永嘉“罪案”的内幕被披露以后，首先被触Ŭ的是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他不仅下令对《当代》杂志进行封杀，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蚌埠市委（1993）4号”“红头文件”，将我告到省委，告到中宣部。不久，安徽省委就组织人员对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专门调查。省委的调查，客观上给我造成了巨大压力，至今不堪回首。由于心情异常压抑，Ô¬本健康的心脏就在那时出了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讲真话付出的代价。那段时间，我切肤般地感受到了一种众叛亲离的人生境遇，而给了我最大勇气面对这一切的，只有春桃。她是一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给调查组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高永嘉案件的真相，却反而没完没了地审查一个作家？她甚至提笔给调查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既然有人敢以身试法，就会有人敢拿起手中的笔，用热血，哪怕用生命作代价，也要去照亮中国走向法治的道路！” 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令人欣慰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高永嘉一案进行了复查，最后认定，《悲剧的诞生》一文对整个案件的陈述基本属实。不久，市委书记就被调离。 《南方周末》在把我作为“本周人物”介绍时，曾这样评述：“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他以文学的手段做着一些实事，他的坚忍与正气，使报告文学再次拥有了扣人心弦的力量。” 《悲剧的诞生》产生的轰动影响和它令人鼓舞的结局，无疑坚定了我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决心，也体味到报告文学的受众性以及它具有的巨大的魅力，同时，更深切地感悟到“全身心投入”需要付出的代价。 从这以后，我开始涉足更大的题材了。整个一九九五年，我就做了一件事：对淮河流域的水污染进行调查，写出八万字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 我是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