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知识论》在道问学中尊德性 高瑞泉 2006年09月20日14:4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原是八年前日本创文社“东方学丛书”之一种，这本精湛之作现在由山口教授的高足王标博士译成中文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中国学术界，章学诚是一个并不太生疏的名字。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章学诚看作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因而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数年后则称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不过，系统的研究则当从胡适开始，那是受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0年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刺激，两年以后出版了一本《章实斋年谱》，他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境：“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当时的胡适也只是把章看成是“专讲史学的人”，而且其研究的深度似乎尚不能与内藤湖南比肩。 从此以后，以“六经皆史”为中心来理解章学诚成为主流，或者视之为“主张‘六经皆史’的历史学家”，或者以历史主义为内核来解释其历史哲学，认为受黄宗羲的历史主义的影响，章学诚充分发挥了王阳明的命题，强调“六经皆史”：理在事中，道不离器，“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器”。六经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教典籍，其中所记载的是器，说明了当其“时会”应采取的措施，这就是“当然”。学者不但应知其“当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在“器”、“史”中来认识“道”。后来龚自珍则将其发展为“诸子百家皆史”。他们的理论之核心乃在于：道展开为历史。所以只有对对象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把握道。 另一些学者比较注意从与乾嘉学派的关系、特别是与戴震的关系来研究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乾嘉学派代表的清代朴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二十世纪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当初胡适就曾经将清代汉学的精神称之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进一步将之比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后来更有了余英时先生的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那本书的主旨似乎是论证清代考证学的思想史意义，乃在于儒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表明了“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氏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一样是这一过程的中心人物：“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终不能掩其心同。” 余氏此书之作，自然有批评以研究儒学形上学为其专长的现代新儒家忽略“道问学”的意思。他直接点名道姓地批评的是冯友兰，但是，我们仔细一查，不仅冯友兰1934年出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没有提及章学诚。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历史哲学》等书也没有怎么论及章学诚。 概而言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汉语著述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多少显得寥落，尤其是对章学诚哲学的研究，似乎竟可以说是有些沉闷。 读完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随着他那如层层剥笋、如蚕茧抽丝一样绵密的论证，在那些已经近乎老生常谈的话头后面，一个新的章学诚豁然呈现。 毋庸赘言，山口教授对于有关章学诚研究的各种文献，包括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有透彻的了解，因而在自己与章学诚的文本以及上述二手研究三者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对话。作为一个曾在京都大学接受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课程训练的日本学者，他对资料的占有之详实、考辩之精审，相信可以经得住最挑剔的审视。不过，作者的宗旨并不在于对章学诚思想进行历史的客观的整理和分析，而在于对章学诚的哲学做创造性的诠释。换言之，用我们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通常见到的长于实证研究、短于理论创造来看待山口教授的这一著作，是完全的错置。借用章学诚的范畴，毋宁说，这部著述的特点是：在沉潜功力中透出高明性灵。 中国读者将不难发现，与通常集中在以“六经皆史”来把握章学诚的著作不同，山口教授的这本书“试图在实斋复杂多样的主张背后解读出对知识主观契机的恢复，从中对他的思想进行整体把握”。这里有一个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 日本的中国研究对历史分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中国近代(宋、元、明、清)的成立，具有平民的发展和政治重要性的衰退这两个根本特征(参照《东洋文化史研究》所收《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这两个根本特征以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形式的细分化出现了，传统的“学问”发生了知识和智能的分离。在其末期，因为种种因缘，知识的主体即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从“儒者”(Confu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