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2日，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伤痕累累的尸体在罗马郊外的海滨被人发现。他的生命结束于一次夜晚的寻欢，结束在一名17岁男妓的乱棒下。他的死留下诸多疑点，迄今仍是神秘的谜团，有人猜测这是有计划的政治暗杀，有人哀叹这是一场艺术的殉难，文化的仪式。帕索里尼曾希望自己的尸体上混合着白色的精液与殷红的鲜血，竟然一语成谶。而此时，距离他完成电影《萨罗：索多玛120天》(以下称《萨罗》)仅仅数周，那部渗透着彻骨绝望的冰冷影片，似乎是他给世界留下的黑色遗嘱，这巧合中传递的死亡讯息令人毛骨悚然。但还有谁比帕索里尼更适于将萨德的这部千古奇书搬上银幕呢？《萨罗》的副标题是浪荡子帮，萨德和帕索里尼就是各自时代浪荡子的标本。他们都倡导身体革命瓦解所谓文明价值观，任由欲望奔流、释放情色想象的放浪不羁行为难以见容于社会，萨德被指控对多名女子猥亵、虐待，前后遭监禁28载，帕索里尼则因为其作品内容伤风败俗被起诉达33次。他们是世俗的背叛者，是魔鬼的异教徒。但是，经历了二战的历史性地震、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中浸染过的帕索里尼毕竟不同于大革命时代的没落贵族萨德。他的人生、他的个性充满了矛盾对立：父亲是法西斯军官，母亲却是坚定的反纳粹者；他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两年之后因同性恋身份被开除，但他终生以左翼自居并深受葛兰西影响；他认为生活的神圣特质并不存在于任何宗教之中，而是存在于生命本身，他选择和所有的宗教断绝关系，他那种神圣与亵渎并置以创造诗意的颠覆性美学招致教会的谴责乃至监禁，然而《马太福音》却为他赢得了梵蒂冈的奖章。本质上他是流氓无产阶级之子，常年与强盗、小偷、妓女等社会边缘人相伴。他诅咒消费主义和工业制度，向往农业文明下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感性世界，究其一生，他都在寻找一种在现代社会中失落的纯真。所以，他用方言写诗，用小说记录社会底层的贫民生活，用影像重现古老的原始神话。作为诗人、剧作家、理论家、先锋小说家、色情期刊专栏作家，电影对于帕索里尼只是艺术表达方式的一种。他在处女作《乞丐》中就高声宣布：审判日来了！，而到最后一部作品《萨罗》直书地狱图景，14年电影之旅犹如一条毁灭之路，《萨罗》之前生命三部曲中洋溢的享乐主义与对欲望的热烈讴歌似乎只是回光返照中一曲最后的挽歌。由《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和《阿拉伯之夜》组成的生命三部曲重返情欲奔放、生命力张扬的前工业社会，活色生香的性爱描写、嬉皮笑脸的幽默风格与通俗易懂的故事令影片创造了帕索里尼始料未及的高票房。商业成功却促使他认识到这种表现形式并没有引发本能解放与身体革命，反倒迎合了大众对肉体的剥削性消费。于是他公开表示对这种类型的弃绝：“就算我想继续拍这种电影我也无能为力，因为现在我如此憎恶新一代意大利青年的身体和性器官。”他哀叹着年轻人中人性的缺失，哀叹着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已然不存在。《萨罗》就是一次彻底的翻转。他摒除了“生命三部曲”中性欲的快乐，赤裸裸地呈现无政府主义的性暴力对身体的残酷迫害。编剧塞奇奥·西提甚至建议应该将那种对牺牲者——亦即意大利青年——无力被动性的仇恨带到影片中。他采用最恶心的方式表达了对消费哲学的刻骨敌视，消费者产生粪便，又吃下/消费自己的粪便，于是人的身体变成自我封闭的系统，工业机器上的一环，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消费的都不过是垃圾。帕索里尼把影片的背景设置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末期暗无天日的萨罗共和国，从而在消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性暴力之间寻找内在一致性。对于他，这一改写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弟弟正是在附近的山区参加游击队而牺牲，他本人也曾在那边被法西斯逮捕。作为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纳粹在萨罗统治期间，7万人惨遭杀害，4万人被截肢，无数妇女、少年被强奸或鸡奸。影片中有贵族、司法、神权等组成的统治阶级，有士兵组成的暴力机关，有严格的法律，甚至还有被统治者的告密揭发，宛如一个微型国家。城堡内几何学式的布景设计，追求整齐对称，象征着权力制度的森严。法西斯政治与影片中的性政治有相同的权力结构，都是将人类身体对象化后无节制地滥施权力。摄影机固定地记录城堡中发生的所有骇人事件，犹如不动声色的注视，纪录片式风格令影像内容更加让人不安。摄影机对暴行总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让其发生在画面之外，让观众发挥想象力比直接展示更可怕。当影片结尾的大屠杀用距离感和无声音强化效果时，画面的刺激性达到了触目惊心的顶峰。这不只是一篇回溯法西斯时代的历史批判论文，帕索里尼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每位观众。吉尔·德勒兹认为“在《萨罗》中，不存在外面的世界”。影片把观众完全囚禁在封闭世界中，死亡是惟一可能的反抗形式和逃脱途径。观众只能与四位施暴者认同，观众的目光与他们的视线牢牢绑定，或者由他们在画面中出场与观众一起注视着被施暴的身体，或者通过他们的主观镜头直接代表观众的凝视。这种策略坚决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