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著的这本《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认为：广播，作为现代性的传播媒介，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为何少有现代性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早期，广播由西方“舶来”中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成为“利用信息来协调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吉登斯语），也助力建构了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党化国家。在此特殊形态的国家中，广播媒介本身为党政二元系统牢牢规制，在制盘安排上内嵌于政党的组织框架中，在内容上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党国“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