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社会是个“公民社会”，而“公民的概念，就西方史学而言，实与“市民”密不可分。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共同体的出现，在韦伯看来，无疑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转捩点。然而，此一共同体得以形成，却又是奠基在与传统束缚——包括氏族的羁绊、外来政治支配等——的决裂上。韦伯用“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形容西方的城市，正是为了凸现出这些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权力来源之挣脱传统的“篡夺性”。这样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有意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读者不得不掌握的背景知识。 　　 本书原为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第2卷第9章“支配社会学”的第7节。原标题为：“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以与前六节所讨论的“正当性的支配”作一对比。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前六节列入《支配社会学》一书，此节则单独成为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