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律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20世纪80年代（法律实践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初叶（主要教授民法时期）；90年代中叶至今（主要教授知识产权法时期）。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人们的不同法律思维，不同的思维影响着法律人关注不同的法律问题。与有些偏重于法律史研究的学者不同，我较为感兴趣的是现实的法律。然而，这不并意味着，在我看来历史的研究方法对法律而言就是没有用处，也不意味着我排斥那种史学的研究方式；相反，这主要归因于我在实践部门的经历，归因于我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