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直隶乐亭县（今属河北省）大黑坨村。七岁起在私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主任、《甲寅日刊》编辑，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2月至北京大学工作，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8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介绍一战结束之后兴起的世界新思潮——社会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初，他与陈独秀探讨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织。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与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此后，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应孙中山电邀再赴上海，讨论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1924 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此外，他还担任大会宣言审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査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大会各项主要文件的审定。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立后，李大钊除继续领导中共北方区的工作之外，还负责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工作，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革命斗争，以策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 月28日，英勇就义。二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物。他在世的时间仅仅38年，但他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仅仅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一名青年学生，他交往的师友主要是北洋法政学会的成员，他的思想也主要受清末康梁维新派和立宪派的影响，与当时已经兴起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及其主张尚有一定距离。可以说，他思想的起点并不高，主客观条件又很不利，但他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步一步地越过曾经走在他前面的同时代人，勇敢地站到了新的历史潮流的最前列，亲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他不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主要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环境决定的。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除了诸种客观原因以外，李大钊的思想特点、人格品质和精神素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他身上具有一般历史人物不可比拟的思想特点和精神素质。这主要体现在：1.忠贞爱国的情怀，提倡新爱国主义李大钊生活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自他步入社会起，即以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为职志：“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狱中自述》，本导言凡引用李大钊语，均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具体页码省略。）而李大钊的这一特点，在他与陈独秀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争中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来。这场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是由陈独秀引发的。1914年11月，针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实行的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专制统治，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不必国。”他尖锐地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国家本应是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增进个人自由幸福的工具，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则是，国家为专制者所把持，成了他们残民以逞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不值得人民去爱呢？他认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愤激之余，他说中国只有听任亡国瓜分的命运：“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