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到处冠以“中国”而恰恰对“中国”概念不加深究，对“中国”的范围不加界定，由此自然会引起一些敏感的西方同行的非议。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研究。这当中，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等，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些认识还远未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深入广泛地讨论。　　围绕着早期中国，值得探索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机制动因是什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何影响，又是从何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模式”的形成？认识清楚文化上早期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发展经验，对于看清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当以考古学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正如严文明在《古代文明》（第1卷）的“发刊辞”中所说：“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也同样是我们编辑《早期中国研究》的宗旨。希望这个辑刊能得到学界的支持和爱护，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