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西方文明，经过急风暴雨般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不仅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百年锐于千古”，而且各种各样新思想层出不穷，涌动不息，交织成一幅既宏伟壮观，又错综复杂的景观。 这样的时代当然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闪烁的时代。在涌现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个划时代的思想家。这其中既有开创全新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有执心理学和社会学之牛耳的佛洛伊德、韦伯；既有宣扬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穆勒、詹姆士，也有反叛传统、桀骜不驯的叔本华、尼采。著名的思想家当然远不止这里提到的这些人。但是，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东方，人们常常忘记了一位思想家晚宴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被人称为“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牛顿”[2]的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狄尔泰生于1833年，卒于1911年，在大学工作长达40 多年，终身从事哲学、史学、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勤于探索，著作等身。其主要著作有《道德意识试析》、《史莱尔马赫传》、《关于人类、社会和国家的科学历史之研究》、《精神科学导论》、《一般教育学的可能性》、《关于描述和分析心理学的思想》、《解释学的产生》、《青年黑格尔史》、《精神科学基础研究》、《体验与诗》、《哲学的本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历史理性批判的手稿》、《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构成》等。从这些著作的书名上，我们就可以发现，狄尔泰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思想史等多门学科，几乎汇集了当时所有的思潮，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综合”。狄尔泰的这些研究成果承上启下，既继承了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又吸收了其他学科的内容，予以新的发挥和创造，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对本世纪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哲学上讲，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重要流派，如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尔的解释学都带有狄尔泰论述的烙印；在社会学方面，韦伯，曼海姆等也受到狄尔泰的影响。二次大战以后，狄尔泰的哲学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一批德国学者开始整理和出版狄尔泰的著作，并且予以新的研究和探讨。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狄尔泰的著作被逐步翻译成英文，狄尔泰的思想开始具有世界意义。从70 年代起，人们就已经确定，如果不论述狄尔泰，就很难说清现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进入现代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进程。当然，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东欧的有些学者，如卢卡奇把狄尔泰哲学也归入非理性主义，当作帝国主义代言人加以批判，那是受政治所左右，在学理上是不足为凭的。 但是，人们在阅读狄尔泰著作的时候，如果不深入研究，却很难把他归入哪一类哲学家。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狄尔泰本人的性格使然。西方哲学在经过理性主义的高峰——黑格尔哲学以后，反叛传统，非理性主义思潮已经是暗流涌动，逐见端倪。进入19世纪后期后，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展，推动着思想界和理论界不断前进，更是促使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思潮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则主张抛弃理性，放弃文明，回归本能，让生命摆脱文明的束缚，争取彻底的解放，一时声名大噪，影响颇大。面对着这些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思潮，每一位哲学家都必须给出明确的答案。狄尔泰是一位关心现实、关心实践领域的哲学家，他摈弃了那种要么拒绝天启，要么进入柏拉图理念王国的非此即彼的传统程式。同时，狄尔泰更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而决不盲从的哲学家，他既坚持哲学传统，又不墨守成规，既试图进行思想方法论的变革，又不追逐时髦。一方面，他深信不疑，哲学应当为个人和社会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判断，并由此延伸出行为准则，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理性是否能够深入到存在的最终结构中去；一方面，他拒绝屈从于当时已经风靡欧洲的非理性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理性是否能够演绎出道德法则。基于这样的哲学立场，他在对待当时的各个哲学流派时，采取了一种既不盲从，又不一概拒绝的态度。他激烈抨击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却非常尊重科学的经验性，强调哲学的“科学性”；他标榜自己是“康德运动的一员”，呼吁哲学应该从黑格尔、谢林、费希特那里回到康德，但又不完全赞同康德的先验论哲学，试图建立“新的理性批判”，并与新康德主义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进行长期论战；他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传统，但却极力反对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和黑格尔的思辨式的历史哲学，他的“历史理性批判”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大相径庭。这一切都说明，狄尔泰在坚持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兼收并蓄；同时能够独立思索反省，不为其所左右，强调所谓的“内在的批判”，对他所吸收的思想体系作批判性的修正，以谨慎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