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以爱讲故事闻名，但《女儿》作为一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恐怕没有人能具体重述其故事，因为摩尔量巨观的大型故事已被有效敲碎、泯灭于强势的折曲操作，宇宙等级的“大故事”被按捺压挤于字句之中，成为“字一故事”或“分子故事”，成为敷衍大故事表面的金箔与面具。《女儿》就像以极高明文字所鼓吹撑大的膜，一切都发生在膜上，如吹泡泡般无穷增生繁衍，真正的宇宙仅是这层膜的翻折搅动。在《女儿》中，大故事被有效瓦解与分子化，书写《女儿》的无限方法与修辞奇观成为故事，小说成为职人极天才与极专业的形式操演，这便是骆以军所祭出的巴洛小说难题：字词的总体并不是故事，但故事无所不在。在这个意义上，骆以军成为台湾地区当代小说家中极少数（如果不是**）能以“文字工夫”与舞鹤分庭抗礼的作者。但另一方面，作为读者，《女儿》挑战的恐怕更是小说与故事间过于单纯的关系，战场已经转移到文学的分子层级，强化的魔性字词是故事的单子化，而非仅是单纯的修辞与美文，读者的大脑亦必须“流变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