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阐明1933年之前，导致德国坠入暴力统治的精神发展和有影响人士。对他来说，在云格尔，施米特和海德格尔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造就了德国的素质。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共性时，“决定”的范畴作为解释之钥有助于他们以这个概念展示，作家，公法学家和哲学家，恰恰在这种对空洞和纯粹的决断之存在主义的称颂中，互相一致。但这里不仅仅关涉这三个魏玛共和国重要人物的精神亲和力。罗科夫也勾勒出一种“反市民的市民性”的氛围，它明显地参与了为法西斯主义的鸣锣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