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心甘情愿地做着外国同行的追随者: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我们的史学跟着日本走,以致有人说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史学界又跟着法国汉学走,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从战后到“文革”,中国史学界又跟着苏联走,居住在莫斯科的史学家成为最高权威;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跟在美国后边亦步亦趋,一批美国史学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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