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心甘情愿地做着外国同行的追随者：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我们的史学跟着日本走，以致有人说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史学界又跟着法国汉学走，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从战后到“文革”，中国史学界又跟着苏联走，居住在莫斯科的史学家成为最高权威；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跟在美国后边亦步亦趋，一批美国史学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