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载泽的考察，清廷认识到宪法可以巩固君权；通过对达寿的考察，清廷认定用钦定的办法制宪是确保宪法巩固君权的不二法门。这与民间所主张的制宪方法冲突，预备立宪期间的制宪活动，遂演化成一场制宪权的争夺。从1908年的《宪法大纲》到1911年的大清帝国宪法草案，清廷均坚持钦定，牢牢控制制宪权。但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清廷放弃钦定，并很快连协定也放弃，宣布帝国宪法全由民定。只是此时已经民心尽失，清廷非但未能巩固君权，且未能保住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