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契文、西北汉简、敦煌文书，再加上清代内府大档，向被称为文献学史上的四大发现。但就书法史而言，甲骨文、汉简、西域写本抄本，则是我们重新解读书法史的一把关键的錀匙。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纔知道过去仓颉造字神话的美妙但不可靠，也纔会体察到宋代以前追溯文字的衹追觅到两周金文的历史无奈；而因为有了西北汉简以及此后中原、湘楚陆续出土的简牍，我们也纔了解了煌煌巨制的秦汉丰碑巨额之外，还有如此生动活泼、血肉丰满的肉筆书迹的存在并能与碑刻之迹互相印证，从而必变对一些书法史上经典解释的看法。再就是敦煌文书，因为有了它们的面世，我们才知道在魏晋南北朝时，除了后世一致公推的书聖王羲之之外，其实也还有大量散落民间的、不那么讲究笔法的、千姿百态而不是被固定为线种经典散条的书为方式的存在，它们能有效地弥补我们对传统与古典过于单一的诠释立场，甚至还构成了一个与经典相对立的民间民俗书法的美学样式。又当它特别在南北朝时期被与佛教写经、抄经挂起钩来之时，我们又几乎毫不犹豫地一致认定：这是一种宗教形态的书法；或甚至在中国书法史上还可以梳理出一条重要的脉胳：宗教书法史--从抄写宗教如佛教、道教、内容的书法作品（但它在书法风格技巧方面却是比较世俗化的），到完全体现出宗教精神的书法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