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李世民凭一己之力将中国带入全盛，还是当时文明发展成熟完备使然？这里确认是做好准备的制度等到了最适合驾驭它的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方形成合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国家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典范。北宋之后，文明进取中间隙性的爆发与亮点来源于国人的个人性的自燃，而不是制度和谐共振的效力，作为一个整体，该文明更多情况下已处于时作时辍，无序、无所作为的下降通道，贞观以来形成的进取心、影响力基本缺乏持续性，北宋以后，它保持衰退并永久性地以其业已固化的模式退出先进文明的角逐。《李世民时代》中整体讨论唐制度是不恰当的，贞观结束时唐国家也不过只是经历其十分之一的时间，《李世民时代》重点讨论已有的体制部分及其实践结果，《李世民时代》最为关注的另一部分是形成贞观时代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