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之先生一生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但从未有作品如他对鲁迅的批评那样震撼过批评界，以至毁誉交加，影响到他的生活际遇。《鲁迅批判》曾使得未满25岁的他在文坛上一举奠定了批评家的地位，同时也给他日后带来了终身的麻烦、屈辱和灾难！日本侵华不久，日本人的禁书目录上就赫然列有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光明日报》上刊载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后不久，李蕤的打棍子的文章也随即见报一一其实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文艺批判”的开始，只是浅尝辄止罢了。“文革”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工宣队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家出版社找到长之先生，表示愿意重出《鲁迅批判》，但前提是把《鲁迅批判》改为《鲁迅分析》。长之先生拒绝了，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