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法中的法律方法，也许确实如德沃金所讲的“好的法官往往把类推、技巧、政治智慧和自己的职责感融合在一起，作出一个直觉判断；他‘领会’法律，更甚于他能解释法律；所以，无论怎样仔细思索推敲，也总是不能将自己领会到的东西充分地形诸文字。”法律结论形成过程中的法官判断，确实存在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但是，这种对于方法的“无以言表”绝不可以因此成为轻视方法、甚至完成无视方法论意义的理由。作者相信，当法治或者说法律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时，法治的实践活动，包括适用法律的过程，实际上最终都会演变成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而对方法选择中的工具要素与价值考量的揭示、展现和提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