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被誉为“中国一完人”的民国斗士刘继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他一生爱国，并致力于科学与民主的践行，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有先进而独到的教育理念，而且能排除万难付诸于实践，尤其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执掌北大，不拘一格纳贤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在德法考察与学习的蔡元培应邀回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这一舞台，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与施展；北大也因蔡元培的到来，而获得了新生，且迸发出无限的活力，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其学生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这一切，都亟需彻底扭转。尊重每一个人，从小事做起，且以身作则，是蔡元培治校的一大特色。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点：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在校内大力推行西方先进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将北京大学原来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为此，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且不拘一格。老友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相识已久，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给北大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一职。梁漱溟之进入北大，更能体现蔡元培用人特色。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1917年，蔡元培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后来，梁漱溟在北大这个舞台上尽情施展，终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梁漱溟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就成了北大的教师。如此用人之气量与魄力，除蔡元培外，难有第二人。大力纳贤的同时，蔡元培还痛裁庸才，吐故纳新并举。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则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会。在蔡元培的心中，只有“教育质量”四字，别无其它。多方延揽和优胜劣汰等用人举措，使北大的师资力量得以大幅度提升，且名家云集，鼎盛一时，此皆蔡元培之功也。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其中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文明薪火相传，名师多出高徒。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学生，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兼容并包，各种思想争鸣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教育文选》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