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世界经济》内容简介：在《尽志不至可无悔矣》一文[1]中我曾写道：“就职业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应该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希望将来还有机会把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文章结集出版，以供同行批评。”当我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完成自己对世界经济方面文章的收集整理工作。感谢我的妻子、医生和上帝，我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然而，让我难过的是，在这期间，我的精神导师，世界经济学会荣誉会长浦山先生与世长辞了。浦山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者。浦山先生的去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作为浦山先生的学生，我只有进一步做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以告慰浦山先生在天之灵。在世界经济研究生涯中我还得到其他许多师长的无私帮助。借此机会，我要特别向仇启华教授、秦国翘先生(已故)、钱俊瑞教授(已故)、罗承熙教授、王怀宁教授(已故)表示深切的感谢。这本文集中收录了我自1987年以来所写的四十余篇有关世界经济的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七部分：(一) 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二)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展望；(三) 国际金融形势分析和展望、金融危机评析；(四) 国际汇率走势分析与预测；(五) 美国经济评析；(六) 日本经济评析；(七) 区域经济合作。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许多世界经济问题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变化历程。同其他经济学科相比，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尽管有所谓“保护带”顽强保护“硬核”的问题，[2]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可进行大量一定程度上可重复实验(但不是波普意义上的过于简单化的“判决性”实验)的实验室。相对来说，世界经济的理论和观点是容易被拿来同事实的发展相对照的。例如，当你根据一定的理论，断言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后，不管这种衰退是否在你所预言的期限内发生，人们是不难在事后根据事件的发展判断你的理论是否正确，或者指出你的理论遗漏了什么重要环节。在世界经济研究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你完全可以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渐改进你的理论。而这种奢侈在其他经济学科中则是难于享受的。在过去的20年间，我的研究记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的记录。但是，聊以自慰的是，在发生错误——修正错误——再发生错误的过程中，我对世界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文集提供了这样一个试错的记录，如果它对我的同事和学生有所启发，我将感到十分欣慰，而不必为一片树林因文集的出版倒下而过于内疚。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收集、整理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信息，为计划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通过对诸如“国际价值”和“时代问题”的讨论，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外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的介绍则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学者加强了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当年研究世界经济理论的学者按方法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演绎学派，另一派则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归纳学派。演绎学派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即是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而为一的突出事例)。国家(国家机器或国家政权)的“两重性”是这派学者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通过发现和分析商品的两重性推演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演绎学派希望参照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结构，遵循“历史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演绎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与演绎学派不同，归纳学派并不把建立反映世界经济的沿某一方向发展的必然性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目标。归纳学派希望通过对世界经济的纷繁现象进行概括，从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并力图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基本规律的概括与世界经济的现实的无矛盾性。老一辈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我们将谨记在心。从1979~1982年，作为以仇启华教授为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编书组的成员，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即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对于我来说，说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传导机制和演变过程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这种十分具体的经济现象加以抽象、形成政治经济学范畴、并使之成为处于辩证运动过程之中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范畴体系的一个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