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沈复出生于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苏州，当时正是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他做过政府文员，会画画，偶尔经商，也遭受过爱情悲剧。在其四十五岁左右时开始描述他的“浮生六记”，而且，自从这“六记”于十九世纪被发现以来就一直让中国人愉悦不已。 尽管《浮生六记》远不止此，但在中国人心目中它是一篇爱情故事。就其本身而论，在一个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因为尽管《浮生六记》的确是关于沈复和他的妻子芸娘的爱情故事，但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与沈复狎妓、妻子想替他找妾这些事情共存并生，相互交织。 《浮生六记》是一份有价值的社会文献，书中对歌伎这一角色的描写就是一个例子。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歌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惟一与之相对应的人是妓女。但歌伎在中国是受人尊敬而且也值得尊敬的，她们的性也决不一定是可以用钱买到。正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所叙，歌伎常常比她表面上侍奉的那些男人更加独立和有权威。《浮生六记》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猜测，这些改变虽小却意义重大，从而使《浮生六记》成为对西方人而言很重要的一本书。 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别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想到，直至最近，包办婚姻在中国都是非常普遍的。即使是现在，父母的巨大影响，经济或社会的巨大压力在婚姻伴侣的选择时依然存在。 因此这样一本源自帝国文学传统的、盛赞忍耐和浪漫爱情的作品当时极易成为，而且以后一直是中国读者喜爱的东西：这本书最近刚在中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且也是中国几十年来出版的重要的关于爱情的书中的第一本。 沈复在这本书里向我们描述的他和妻子的生活，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最大胆直白、情真意切的。他给我们描摹了一幅关于芸，他的舐犊之情和他的妻子的精美图画。芸的生活窘迫，但她能淡然处之。沈复关于她的肖像，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对一位妇女生活的最现实的纪录，沈复在对他妻子的描写中，注入了极大的柔情。 这本书中引人瞩目的大胆直白之处远不止于此。当然清朝时的官方文学告知我们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是少之又少。小说、戏剧及神话传说的确让我们对这些有所了解，但往往又拘泥于故事情节的细微之处，以至于无暇顾及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的。《浮生六记》的确讲述了这方面的大量细节，同时又设法避免了许多在西方读者看来是繁复晦涩的东西，而这些在当时的许多中国大众文学作品中是很多见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沈复在传统的中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是大学士却是一位学者。 以沈复和我们的标准，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失败者。在官场上，他最大就是一位很有权势的朋友的幕友，这是清朝许多不走运文人所充当的角色。他不是一个好的画家，生意也做得不好，常常债台高筑，在书结尾时他似乎已完全被他的家人疏远。 然而，尽管大多时候他是一个牺牲品，为人正直的他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正义。出于对同僚不义行为的憎恶，他辞去官职，同时，他又非常有绅士风度，没有告诉我们那些让他不快的行为。一个大人物要强迫农家女子做自己的小老婆时，他救了她，让她回到父母身边。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而结果常常是让他付出代价。 如果说沈复在许多方面都不成功，他的许多失败是与他所在的阶层——衙门里的幕友相关的。衙门中的幕友这个职业自身几乎就是一个失败。 幕友这个职业的产生和中国行政管理的独特之处有关。首先，有这样的一条规则：异地为官，即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纵观后封建时期的中国各朝，这是标准的做法，以确保官员在管理本区事务时不受当地亲友的影响，从而做到公正。 第二点是源于这样的观点：政府官员必须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是官僚。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为很小的一群人管理，他们在初次上任之前，在行政管理方面毫无训练，他们对税法的了解不比对千年来诗歌的了解更多。 因此，中国典型的地方官在为官一方时，常常发现自己对当地几乎一无所知——的确，他可能伤心地发现自己甚至对当地的语言都不知道——只是对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律法及风俗习惯有些微的了解，而他竟然是要按照这些律法及风俗习惯来行使自己多重的管理责任。他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这种帮助他在幕友那儿可以得到。 幕友受过教育，又有专业技能，是地方官在学者的伦理道德与帝国政府面对的现实之间架设的桥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将幕友分为七类专业：刑名，钱谷，征地，挂号，书启或书禀，硃墨或红黑笔，账房。尽管《浮生六记》中没有明确的陈述，但沈复似乎是专攻律法的，是七类中最地位显赫的一个。 幕友几乎为地方官起草所有的文件。他们为他提供建议，几乎处理所有的公函，帮助组织庭审，替地方官起草回复上峰的询函，而这些行为起先很可能就是幕友建议的。幕友的好坏可能成就一个地方官，也可能毁了他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