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名责实，还是从书名说起吧。  先说什么是纵横家。  纵横家可以指一个阶层(或群体)，也可以指一个学派。它们诞生在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也是学术气氛空前活跃的时代。周天子名为天子，意即上天的儿子，老天爷是老大，他就是老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天之子的权威。礼乐征伐本应自天子出，可各诸侯国的国君却不听周天子的号令，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变着法儿地制造事端，抢掠别国的土地和人口，富国强兵，以武力作后盾，树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争先恐后地强行地替周天子主持天下的工作，做天下的霸主。所谓“春秋五霸”，就是凭实力和方略打出来的实际主持天下工作的主。这样经过五百年的大欺小，强凌弱，杀伐兼并，到了战国末期，上千个诸侯国仅剩下十多个了，其中较强大的诸侯国有七个，即齐、楚、燕、赵、魏、韩、秦，史称“战国七雄”。这时的七国，已不满足于做天下的霸主了。霸主尽管“霸”，但还自认是周天子的臣；而“七雄”均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要取周天子而代之。特别是秦国，七国中实力最强，颇有“混一天下之志，并吞八荒之心”(司马迁语)。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催生的无非就是空前活跃的思想和外交，还有空前频繁的战争。  这样一个时代，是呼唤英雄的时代，也是催生思想的时代。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他们学富五车，谙熟天下地理山川，通晓各国政治生态及宫廷情势，自背行囊，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治国方略，这样一个专司为各个君主出谋划策的阶层被称为“策士”。当年，温文尔雅的孔夫子，善于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都曾自备旅费，做过这样的营生。只不过没几个人听而已，因为他们毕竟还算是业余的。  策士就是纵横家阶层。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到了战国末期，天下态势已经明朗：相对弱小的山东(指崤山以东。崤山属秦岭东段支脉，主峰在今河南灵宝东南)六国结成联盟，抵抗强大的秦国，称“合纵”；秦国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以破坏六国的联盟，称“连横”。“合纵”与“连横”，战争与和平，构成战国的时代主题。那些顺应大势，纵横天下，游说各国君王或合纵或连横的策士便称为纵横家；与之相应，阐释透悟人心、游说君王技巧的一套思想和方法也成了体系，这套思想和方法体系就称为纵横家学派。  纵横家以出谋献策为职业，拿各国君王说事儿，他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权谋学家；纵横家学派阐释他们该如何才能做得好的一套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权谋学。“纵横”之术以及“长短”之术、“奇正”之术等词汇讲的都是权谋，所以它们就逐渐演变成为权谋的代名词了。唐代著名学者赵蕤写了一本书叫《长短经》，这是中国古代权谋(或称谋略)学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说：“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权者，秤也，秤锤也。权谋者，变化之谋也。以权说谋，取其随物变化之义。  为什么说纵横家是权谋的巅峰呢？   这首先是因为纵横家的穿梭外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末期，兼并与反兼并的对峙空前激烈，战争与和平的大潮汹涌澎湃。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策谋之士如鱼得水，凭借一辆马车，昼夜奔波，走遍天下，游说君王，贩卖自己的主张；形势瞬息万变，人心浮动无常，为了因应变化了的形势，赢得君王的支持，他们还得策马上路，穿梭不停。因为那时没有火车与飞机，更没有手机与电报。这种列国时战时和，时纵时横，策士疲于应付，满世界跑的壮观景象，恐怕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也莫能望其项背。   其次是因为纵横家游说君王的内容绝非无关痛痒的局部问题，都是关乎战争与和平、社稷命运、国家死生的大问题。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方略，没有一套高超的方法和技巧，恐怕很难打动君王的心。像苏秦游说六国合纵，张仪游说六国连横，讲的都是与谁战与谁和，怎么战怎么和，举国动员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嘴皮子好用，还能实干。张仪在秦国位居相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苏秦做了六国的纵约长，一人佩挂六国相印，比联合国秘书长还牛。他们二人一个西，一个东，玩天下于股掌之上。和平的宁静，战争的狼烟，都与他们二人息息相关。这不是登峰造极是什么！孔夫子被奉为儒家鼻祖和正统，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秩序，但他老人家一点也不迂腐，对善于纵横捭阖的策谋之士仍然充满羡慕之情。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的意思，一个人《诗》读得虽然熟，可既不能从政，也不会办外交，读得再多又有何用？感慨中透着对策谋之士的称羡。   最后一个原因是纵横家学派的典籍都是权谋学的专著，且有较高的知名度。流传至今的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刘邵的《人物志》，成书于唐代的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