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奥特说：“今天，谁要谈论上帝，谁要思考上帝问题，他就必须明白一点：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问号了。”他说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这个时代不再理所当然地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这个“被打上问号”也可以指恰恰这个时代有责任带着特别的迫切感去追问和探索上帝的真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最深沉地陷入了这一矛盾：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必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但在有过对上帝的经验的西方世界里，人又那样苦苦地寻求上帝，暗暗地渴望上帝，哪怕有时是采用怀疑和否定的形式，也在怀疑之后仍然感到隐隐的不安，在激烈否定的同时又有一种撕裂自己肌体般的惨痛。即便如伏尔泰、费尔巴哈所言，上帝是人自己把他造出来的，是人自己的投影，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当造出一个上帝，但人类为什么一定要造一个上帝呢？为什么在激烈的社会和宗教批判之后人又仍然常常要寻神呢？此正如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言：问题在于人类竟然会有上帝的观念，会有寻求上帝的思想，是人类竟会对没有上帝感到不安。“上帝果真存在倒不奇怪，不稀奇了，稀奇的是这种思想—一必须有一个上帝的思想——竟能钻进像人类这样野蛮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思想是多么圣洁，多么动人，多么智慧啊，它真是人类极大的光荣。” 然而，这种寻求又依然是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我自觉不自觉并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最亲近的日子里，他也不同意别林斯基对基督的否定。然而他也深深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感到了时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像夜访伊凡的魔鬼所言：“在这个时代信仰上帝是开倒车，我是魔鬼，相信我总可以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结束苦役后给冯维辛娜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我自己经受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敢于向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象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主要是因为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我向您谈谈自己，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人坟 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 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 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要的思想型人物也分有了作者的这一特征，上帝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日渐突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几部长篇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的主人公还是主要在为道德问题苦恼，那么在他后来长篇的主人公那里，上帝的问题则占据了越来越中心的地位，虽然它仍是与道德、时代的问题紧紧关联。《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说：“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但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那样行事。别的人都能起初想着这一件事，接着又立刻想另一件事。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往西马长老向伊凡指出，有关上帝的是否真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没有不朽的问题在他那里还没有最后解决，还在折磨他的心，而他的最大悲哀，他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米卡也承认自己“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它折磨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都暗暗地为上帝的问题而苦恼、而激动，他们乃至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向极端、推向彻底、推向边缘。基里洛夫是在生命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伊凡、米卡是在道德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作者看来认为一种温吞水的状态，一种不冷不热、无动于衷的状态还不如一种激烈争辩乃至否定上帝的状态。季洪面对怀着复杂的动机前来忏悔的斯塔夫罗金，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一段话：“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说温顺的人更喜欢冷冰冰的人，而 不是不冷不热的人，说哪怕是彻底的无神论，也比世俗的冷漠态度 更值得尊敬，“彻底的无神论距离诚心诚意的信仰只有一步之差（不管他是否跨出这一步），而态度冷漠的人除了恐惧之外，没有任何信仰。”《少年》中的维尔西洛夫也说：应信仰上帝，而完全不信，也是个极好的现象。 成为主要问题的还不是上帝的单纯存在与否，以及他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他如何可能存在，这种存在如何能够为人的理性认识和想像力所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一就像与少年对话的老公爵所问：“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末他一定是个体地存在的，不会是宇宙间某种弥漫的精气形状，也不会是液体的形状（这更难以理解），但如果是个体的存在的话，他是住在哪里呢？”真正成为严重的问题，最为人苦恼的还不是上帝自己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