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国学”谈起——《吴小如讲〈孟子〉》自序这本小书实是即兴之作，因此要谈一下缘起。近些年来，久被淡忘的“国学”一词忽地“热”了起来，不止一位青年朋友曾以此垂询：什么是“国学”？为了找答案，我也多少浏览了一些时贤论著，发现不少专家学者并不以此为然，认为这个概念大而无当，不宜提倡。追根溯源，“国学”之名盖始于晚清，是对“西学”而言的。其实它的内涵并不出清人治学的范畴，即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论是也。义理之学大概近于哲学思想；考据则以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为主要内容；而辞章之学，则基本上指古典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以古典文学为讨论内容的文论、诗话、词话、曲话之类。用旧的说法，所研究对象不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用“五四”以后的说法，则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三大门类的学问皆可属之。此外别无深文奥义。我这种说法，未免又是老生常谈，说了等于不说；但“国学”一词，原本就是旧有的，不管你再怎么说，也说不出新花样来。它既对“西学”而言，当然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东渐之“西学”，总归是十九世纪末才对我国传统学术产生影响的学问，当然应属于“新的学问”。然则所谓“国学”，除了区别于“西学”之外，还含有“旧学”的意思，即章太炎以下诸贤所谓的“国故”。不过清末民初以来不少学者大都留过学，远者到过欧美，最近的也到过日本，所以他们的治学方法毕竟沾了若干“洋”气，因之研究成果亦不同于清代未出国门一步的学者。代表人物如严复、粱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人，他们的著作，终有别于乾、嘉、道、咸以来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诸家的学术模式。此盖时代转变、社会发展导致学术风气使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凡今天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倒是王国维、陈寅恪以及胡适等人，而清代不少有成就的朴学家，反未被戴上这样的桂冠。可见，“国学大师”也者，乃指在新时代研究“旧学”的某些代表人物了。说到这里，我倒想替自古以来直到清代的一大批所谓朴学家说几句话，即“五四”以来的新派人物动辄说治“旧学”的人“不科学”，而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治学方法才是“科学”的。这话不免有失偏颇。如胡适一方面表彰清儒发现一个字的正确讲法不啻天文学家从宇宙间发现一颗新星，一方面又自诩他本人的考证学问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好像历史上的多少名著、多少学人都不懂科学方法。其实照我这读书不多、一知半解的人的认识，只要站得住脚、未被历史长河所淘汰的古今传统名家名著，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看问题的视角来观察，都或多或少符合或包含着辨证法。如《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书不必说了，即先秦诸子与历代有眼光有远见的史学著作，如“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亦莫不如是。我认为，辨证法的发展乃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的，我们不能轻易说古人不懂科学，更不能说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辩证法。如果较真，以胡适本人的言论和著作为例，不科学的地方却所在多有。只就他说中国文言文是死文字这一点而言，就是很不科学的。这话说远了，姑不详论。既然今天社会上对“国学”又“热”了起来，于是随之出现了另一问题，那就是提倡“读经”，多数人且认为应当“从孩子抓起”。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理由至少有三点：一、所谓“经”，一般指儒家经典，但“五经”、“四书”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制的中小学生来说实在不容易读懂。如果一定要读，师资首先就不易解决。因为现在中小学教师本身读过“五经”、“四书”的就不多，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二、用今天的眼光看，对于我国传统古籍可奉为经典者实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四书”，有人就提倡读《老》、《庄》，还有人认为《史》、《汉》亦属于传统经典。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所谈就不限于“五经”、“四书”。从数量讲，今天所谓的“经典”的内容要比儒家的“五经”、“四书”增加了不知多少，中小学生实在吞咽不下。三、所谓读懂读不懂，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而我们的文化人（远不止中小学生）对古汉语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不客气地说，基本上已处于“断裂”状态。要说读经，恐怕先得补习一些有关古汉语（即所谓“文言文”）方面的文化课。仅这一点就是成年人也会吃不消，何况初中以下的孩子！于是一些文化普及性的举措乃应运而生，如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百家讲坛》便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专栏节目。主讲者还把讲稿形诸文字，印成书籍，即使没有直接听过讲述的人也可以从书本上读到所讲的内容。当然，这种普及文化的效果有利有弊，因之舆论的反应也毁誉参半。有些人不甘寂寞，虽未上电视台，也把他在讲坛上讲过的讲稿整理出来，印成书籍。为了吸引眼球，还给这类书起上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比如有人把李白说成唐朝“第一古惑仔”，并把李白形容得简直不堪入目，就是一个十分荒唐的事例。这种浮躁的文风学风确是令人值得关注的一种带有不良倾向的危险现象。也许我这人太不够“前卫”，跟不上“后现代”步伐，但我以为，善意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