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学术的东方思想大家 ——《季羡林学术精粹》序言 王岳川 北大未名湖后湖有一盏灯总是亮得最早。 我曾经对季羡林先生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先生正色说：“不，是鸡闻我起舞”。确乎如此，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每天来回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从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的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 季先生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羡林文集》，我通读了两遍，每读一次感受就深一层。多少次在深夜人静中，让思绪一路远去。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百岁老人的形象，睿智而安详，渊博而谦和。这位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他命定般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 当季羡林先生2003年授权由我来选编他的四卷本的《季羡林学术精粹》，我感到学术重量和思想信赖的双重压力。在我研读选编过程中，尽量将先生的睿智和重量级的论著选出来，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位世纪老人的言说，看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踪迹和价值情怀。 本文集选文的标准本着不选翻译作品和散文杂文类文章，也不选一般的序言和跋语，而是着力展示季老的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精选他长期研究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印度古代历史和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等精彩篇什，以及涉及众多新兴学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的论著，尤其是选入了相当数量的新著，使《季羡林学术精粹》更有理论新意和考辨价值。 季羡林先生研究的具体学科领域如印度佛教语言学，应该说是比较冷门的专业。在这方面已经有多部学术传记阐释其思想，在本书序言中我不再赘述，而仅仅想阐明全球化中东方学思想文化研究的意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创新的价值。我想，这也是季羡林先生晚年最终的思考重点之所在。 一 全球化时代中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 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1991年）中认为：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竞争，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有不少人对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加以批评，但是我从这位耄耋之年的智慧老人眼中，看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可以说，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西方仅仅将中国文化当成一种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谓中国文化，甚至在西方关注的中国问题上，那些论述大抵也不过是西方话语的另一种阅读方法，而中国始终只是被观察的客体。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们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要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其实这个问题还应该往深里思。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其经济资本的崛起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然而，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可乐观，上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方式。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重新说明。因此，应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 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诚对话和互动。在科技领域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在文化领域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体现不断创新的东方文化魅力和文化良知。应该让世界重新认识新世纪中国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化”，东西方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双赢要素。 正是在这一系列互相纠缠的问题上，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文化拿来主义”之后走向“送出主义”。这是在长期的文化自卑主义之后学者的精神自觉。我认为，尽管季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体从事“文化送出”工作，但更青年的一代学者应该坚持“文化输出”，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国学界的“文化自觉”表征为：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