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终于熬了过来。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两字，是不会成人的。　　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次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