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是中国唐代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唐代及以后都有着不容否认的积极影响。然而千年以来却很少有人对元稹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经济理论、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贡献进行过科学的考察、认真的研究和积极的评价；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结论”也就随随便便地加到了元稹的头上，什么“勾结宦官”、“依附藩镇”、“献诗升职”、“钻营相位”、“破坏平叛”、“抛弃莺莺”、“玩弄薛涛”、“自寓张生”、“薄倖妇女”、“文章晦涩”、“诗歌直露”把元稹涂抹得一无是处面目全非真伪莫辨。为了还元稹于历史的本来面貌，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我利用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在导师唐圭璋先生和孙望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于1980年写成了这本评传的初稿。二十八年来，我在唐圭璋先生、孙望先生和傅璇琮、朱金城、郁贤皓、曹济平等诸位先先的鼓励与指导下，又陆续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它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唐圭璋先生年迈体弱，但仍然为我们一次又一次亲自授课，把他老人家毕生所得的渊博知识传授给我们。后来还热情评价我毕业之后发表于《扬州师院学报》、《文学遗产》、《光明日报》上的那些论文，鼓励我不懈努力，坚持始终。孙望先生体弱多病，但传道授业解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记得我研究生学习期间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上的那篇处女作，先生曾经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分别站在我方与对方的不同立场反复推敲，指导我数易其稿。除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为我传授知识、指导论文写作外，先生对我的专业辅导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十多年之后，直到先生突然谢世的前六天，他还在家中的书房里与我探讨元稹及其《莺莺传》的有关问题。两位导师像燃烧着的蜡烛一般，以生命之光照亮我与同窗学友的学术探索之路。傅璇琮先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指导着鼓励着我的元稹研究工作，除当面授教之外，还数十次来电来信，指明元稹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使我获益匪浅。先生在一些学术场所多次赞誉我的元稹研究，近年又向出版社诚恳推荐我的《元稹考论》与《元稹评传》，并热诚为两书作序，充分肯定我在元稹研究中的成果。朱金城先生曾欣然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高度评价我的毕业论文，有“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之空白”的赞语，并多次赠送他自己白居易研究成果方面的书籍，得益甚多。郁贤皓先生多次审阅我有关元稹研究的论文，毕业之后他还常常为我解惑答疑，耳提面命，受益良多。曹济平先生是唐圭璋先生的助手，也是孙望先生的副手，他协助两位导师热情指导我的元稹研究，审读我发表的大多数论文，一直延续至今，点点滴滴，令人难忘。四位先生无私无悔，循循善诱，指导后进可谓不遗余力。今天让《元稹评传》面世，既为求教于时贤，同时也是对始终支持我元稹研究工作进展的两位导师和诸位先生的回报。在拙稿即将面世的时侯，我还要特别感谢热忱关心我元稹研究的所有师长学友，其中包括有关学报与期刊编辑部的同仁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诸位先生。我们的《元稹评传》共分两大部分，共有六章十九节。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含十六节)介绍元稹忠君王爱国家悯百姓的政治理念和坚持直道反对权倖的积极用世精神。着重叙述元稹五受诬陷五遭贬谪的坎坷宦途：即任左拾遗时因直言死谏而招怨宰臣杜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谪为河南尉；监察御史任上举发权贵、藩镇、宦官的违规之举跋扈之行，又与宦官仇士良马士元等人发生激烈冲突，元稹无辜遭到毒打而反被唐宪宗与执政杜佑诬为“务作威福”而出贬江陵，后来弄权宦官吐突承璀与仇士良再度将元稹调离平叛前线贬斥通州，前后长达十年；翰林承旨学士时，裴度无意或故意受“巧者”王播的挑拨，诬陷元稹结交宦官魏弘简破坏河朔平叛而降为工部侍郎；任职宰相期间，诗人受害于李逢吉勾结宦官魏弘简刘承偕等人诬陷元稹“谋刺裴度”的阴谋，贬谪同州与浙东八个年头；在尚书左丞时，元稹又被李宗闵等人指控为“经营相位”而出镇武昌，最后死在武昌节度使任上。元稹虽然数次身居辅君匡国的要职，担负济时为民的重任，但为时都极为短暂，接踵而至的即是被诬陷被打击被贬职。其中担任要职时间最长的是监察御史，时历一年；最短的是尚书左丞，位未逾月。五次要职累计仅两年又三个月，而元稹前后贬谪则长达二十年，占其全部政治生涯的百分之九十。综观元稹的一生，虽然他长期被贬，但从未消极退避，始终积极用世，用元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这与自居易主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元稹思想的主流，贯穿元稹政治活动的始终，值得我们充分肯定，也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第二部分(第六章，含三节)主要论述元稹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重点介绍了元稹诗文的思想内容和他元和年间在文学理论以及新乐府运动方面的突出贡献，特别提出并肯定元和十年以后在白居易已停止新乐府诗歌创作的情况下，元稹在兴元继续开展和独自领导新乐府运动这一前人未曾提及的重要事实，着重指出是元稹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杜诗作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在这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