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至1986年，我在和马齐彬、刘文军同志合作，主笔撰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时，多方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央苏区的资料。其中我对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近三年的工作、生活和斗争方面的资料特别感到兴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于1986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我即计划利用手头的资料另写一本《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书，并已着手陆莓写了四五个章节。但随后感到写不下去了，原因是，当时党史研究领域中的“禁区”太多。它离现实太近，敏感的问题比比皆是。而且写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无论是他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维护、重用毛泽东，都不好下笔，更不敢评论。记得关于“宁部会议”，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党史研究》 (该刊于1979—1987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编，作者是编辑部或员之一)上发表了，于是有关部门立刻打电话来质问编辑部负责人：“这个黄少群是什么人?怎么老写‘宁都会议’问题?” 由此可见一斑了。可是，境外的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某些个人，却不管我们的什么“游戏规划”，他们写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在80年代前后又不断地流入国内。其中如龚楚的《我与红军》，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严静文的《周恩来评传》，等等。不说其它，这些书籍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内容，就是大肆渲染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并都对周恩来进行肆意贬损和恶毒攻击(我用“恶毒攻击”这四个字一点也不过分)。如他们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一去就“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 军权”，并特别点出“宁都会议”就是周恩来“刻意安排”专门“整治”毛泽东的一次会议。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惜笔墨，肆意发挥，将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了他手下“动辄得咎”、“挨批受气”的“童养媳”。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中写到的这些问题，内容文字，同出一辙，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位中共叛徒龚楚。正如俗话所说的“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事实”一样，许多人对他们编造的 “事实”都信以为真了。那时对港台购进来的书刊有个规定，即“内部阅览，不得外传”。唯其如此，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成为人们竞相猎奇的对象，连不相关的人也都想方设法要找来看看，书中的谣言也就传播得更广了。到了1986年，有位“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专门采访红军长征的有关历史(当然是经中国官方允许的)，随后不久就出版了他那本《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一书。我以为索氏也正是受了上述那些书籍的影响，所以他在书中写中央苏区那段历史时也认为正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索氏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断式”的语言。如该书写道：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后，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攻委的职务，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入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道，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并饶有意味地这样论证说：“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索氏此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影响很大；而待别是他来中国采访时受到了我国官方全方位的优待和访问了太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因此他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人士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和专家学者们都一致认可的。对港台书籍、对索尔兹伯里先生的书中关于周、毛关系的评论，国内史学界长时间即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反应。作者出于对周恩来的由衷敬爱，忍不住率先为文驳斥，也作一个“始作俑者”。我先后写了《周恩来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周恩来对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功绩》、《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等文章，①除了在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外，还在纪念周恩来90周年诞辰的国内及中外学者研讨会上作过发言，对港台书籍上的污蔑性言论作了驳斥，而重点则是对索尔兹伯里先主书中的论断进行分析。文章和发言，当时颇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据一位业内人士转告：前外长黄华访美，计划中有拜访索尔兹伯里先生一节，考虑该和他谈点什么。这位人士向他建议：黄少群的《论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和毛泽东的关系》一文中有针对索氏书中的观点的分析，颇值得带去与索氏一谈。黄前外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无可讳言，也有一些人们对我这些文章不以为然，特别对论周、毛关系一文，指责“这不是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作者曾在课堂上约略表述过这些观点(前已述及那时此种观点尚属“禁区”)，即受到个别人的公开或私下的议论和指责。改革的春风荡涤着一切旧的东西，催生着一切新的东西。而我经过十数年的思想沉淀和深沉思考，又想要触碰一下那还未明文宣布废止的“游戏规则”了。我将旧稿翻出，按新的思路重新拟定章节，将原定书名《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改成《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