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可以培育的，我相信这一点，而且榜样有着比书本更大的作用。那么一本美德论著会有什么用处呢?它的用处也许在于：试图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是什么或体验什么，这样至少在理智上，我们能够衡量和美德之间的距离。这件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并且做得很不够，却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们是小学生(只有智者才是大师)，而小学生需要书本：所以当手头的书使他们不能满足，或者不堪重负的时候，他们往往就写起_书来。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有什么书比一本道德论著更为迫切的呢?在道德之中，又有什么比美德更值得关注呢?和斯宾诺莎一样，我不认为揭露坏事、邪恶、罪孽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总是指责、总是揭露呢?这是阴郁者的道德，是一种可悲的道德。至于善，它只存在于必然是数量众多的、超越了一切书本的善行之中，以及存在于同样不止一种但无疑不那么多的良好心态，即传统上所指的美德(这就是希腊语中arete一词的意义，拉丁文译为virtus)，也就是优点之中。       一种美德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起作用的，或者能够起作用的力量。正如一种植物或一种药物的功效在于治疗，一把刀的功效是切割，或者一个人的美德是要使举止行为符合人道一样。这些来自希腊人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事物的本质：美德就是能力，而且是特有的能力。铁筷子属植物的功效不是毒芹的功效，刀的功效不是轮子的功效，人的美德不是老虎或蛇的美德。一种存在物的功效，就是发挥它的价值，换句话说是发挥它最特有的优点：好刀就是削铁如泥，好药就是药到病除，好的毒药就是使人一吃就死……       人们会注意到，从第一个，也是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功效与其用途无关，正如与它要达到的或为之服务的目的无关一样。刀在杀人犯手里的功效不比在厨师手里小，救命的植物也不比毒死人的植物更有功效。当然，这种看法并非无视一切规范的目的：无论在什么人的手里，对于大多数用途来说，最好的刀就是最锋利的刀。它特有的能力同样决定着它特有的优点。但是这种规范性始终是客观的，或者说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刀只要实现其功能即可，用不着评论，正因为如此，它的功效才当然和我们不同。一把最锋利的刀落到坏人手里，不会因此就不那么锋利了。功效就是能力，而能力就可以产生功效。       然而对人来说并非如此。对道德来说并非如此。如果说一切存在物都有其特殊的能力，它以此与众不同或出类拔萃(例如一把最锋利的刀，一种最有效的药……)，我们就要问什么是人的特有的优点。亚里士多德②的答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换句话说是有理性的生活。然而仅有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欲望、教育、习俗、回忆……一个人的欲望与一匹马的欲望不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欲望与一个野蛮人或无知者的欲望也不同。因此像一切人性一样，一切美德都是历史的，两者不断地汇合在有道德的人的身上：一个人的美德，就是使他变得人道的一切，或者不如说是他在显示其特有的优点时的特殊能力，也就是(从词的标准意义上来说)他的人道主义。人道永远不会过分……美德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不过这种方式是后天获得的和持久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因为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没有其他的人又会怎样呢?美德因此产生在人类化(作为生物学现象)和人道化(作为文化需要)的交叉点上：这是我们人道地存在和行动的方式，也就是(既然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 我们正确地行动的能力。蒙田说“再也没有比人行事的正确和妥善更动人和正当的了”。这就是美德。       希腊人和蒙田教给我们的这些道理，在斯宾诺莎的著作里也能看到：“ 我认为美德和能力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作为与人的关系而言，美德就是人的本质或本性，因为人有能力做某些仅从他本性的规律才可认识的事情。” 我要补充的是也可从他的历史的规律(不过对于斯宾诺莎来说，他的历史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来认识。从广义上来说美德是能力，而从狭义上来说，美德是人道的能力，或者人道主义的能力。这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精神美德，如蒙田所说，它们使一个人显得比另一个人更人道或更优秀；而没有它们，就如斯宾诺莎所说，我们将被看成是不人道的人。这必须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欲望为前提，这种欲望当然是历史的(没有天然的美德)，没有它，一切道德都不可能存在。人道主义造就了自身，我们应该与它的目标相称。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一再说，美德是一种后天获得的行善的心态。不过应该进一步说，它就是善的本身，的确如此。没有只需要认识和应用的绝对的善、自在的善。善不是冥想出来的，是要去做的。这就是美德：为人处世要尽力做好，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善。这方面出现的某些理论问题，我已在其他地方加以分析。本书只是研究实用的道德，也就是美德。美德，或者说一切美德(因为美德有多种，人们